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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介绍
李昌金

江西宜黄县政协委员,文史委主任,三农研究者,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与人合著有《中国乡村报告》。

城市化下“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谁之痛?

作者:李昌金

  当今中国,正经历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变局的重要推手之一就是城市化。城市化浪潮正以摧枯拉朽之势重塑着中国的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改变着人类社会的活动风貌。城市化浪潮席卷中国每一寸土地,―――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冉云飞语)。

  一、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景象

  在此说一个事例,去年,笔者受邀与几个曾经的同事,一同前往20多年前工作的地方―――宜黄县中港乡上坪村,想看看那里的变化。这个村过去一千多人口,现在只剩下200多人,而且多是老人。进入这个村后,有几个站屋边的老人看见我们来了,老远就冲着我们喊说了一句:“人都走光,你们也不管管”!那声音里包含的幽怨、哀求以及一丝丝的愤懑情绪,我们分明能够感受得到。听到这们的话,我们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我们在这个村走了几个村小组,触目之处皆凋敝、破败、荒凉的景象,无论新房旧屋都“十室九空”,半新的小学校舍也人去楼空,有些村就是有人,也只剩下三五个学生,看不到一点生气,寂寞笼罩着整个小山村,过去鸡鸣狗叫人欢的热闹景象已了无踪影……。

  在农村的老人不好过,进了城的农民又如何呢?一些农村老人,把自己多年积赞的钱帮助孩子在城里买了房,并到城里照料孙子读书,孙子长大了随父母到打工地读书,儿子在外面打工不容易,满足自己吃饭租房、供儿子读书已捉襟见肘,拿不出钱寄给家里的父母做生活费。没有生活来源,老人只有靠亲朋好友接济,时间长了就到菜市场拣别人丢弃的菜叶度日,实在熬不下去了就锁上大门,重回农村的老家。

  再来看看县城,过去一个3万多常住人口的小县城,如今人口暴增至8万多,新老城区,到处人满为患、车满为患,尤其是上下班及上学放学高峰时段,部分道路拥堵现象更为严重,节假日道路拥堵情况就更不用说了,而且人口还在不断增加之中,总体印象是,人和车一月比一月多、一年比一年多。据交警部门提供的数据,今年1至10月,我县新登记上牌的小车就有231辆。还有,县城周边的所谓“三非”建筑、小产权房等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起,而且密密麻麻、杂乱无章;大量生活垃圾随意倾倒在路边、河道,严重污染了环境;高层住户长期供水足,停电停水也是常事;小学、幼儿园等校校爆满、班班大额班,一个班八九十人,坐不下只有围坐在讲台旁边,下课上厕所要排长队,急不住的就尿在身上……。

  在农村教师、学生大部分流到县镇且呈不可逆转趋势、农村几乎所有过去国家集体花费大量财力兴建的村级小学都人去楼空的情况下,国家仍然把大量的教育经费投到农村去建只有三四个人读书的学校、去购置无人使用的教学设备,而城镇小学幼儿园却因为资源严重不足,无法应对从农村蜂涌而至学生。这不能不说包括教育部在内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某些官员的昏庸、官僚和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极端不负责任。

  “城市病”――这个过去对于山区小县城的人来说,是那么的遥远,只知道它会发生在大都市,可现如今它去实实在在来到了自己的身边,并且在一天天加重,发展下去会不会导致小县城瘫痪呢?

  二、我们是做规律的主人还是做规律的奴隶?

  关于中国城市化浪潮背后的驱动力,最权威的解释是:“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之一”。既然是规律,当然就是遵从,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人不是规律的奴隶,而是规规律的主人。在此说一个自然界的现象―――水稻种植。大凡种过田的农民或在农村生活工作的人大都知道,水稻生产有一项重要的农事的活动―――“晒田”。为什么要“晒田”?“晒田”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人为地抑制水稻按其自身的规律生长发育――― 过多分蘖,因为稻田空间和营养有限,不可能满足所有分蘖最后都能长出正常的稻穗,所以当水稻达到大约25万穗的时候,就要断水晒田,让后面的分蘖长不出来。如果不“晒田”,任由分蘖大量生长,后面的分蘖则不能长成正常的稻穗,即所谓的无效分蘖,因为无效分蘖要大量消耗土壤养分,因此势必严重影响水稻产量。

  大自然的规律与人类社会的规律是相通的。城市化或如种水稻,如果任由“规律”摆布,不加限制地、激进地推进城市化,其后果或如种水稻不“晒田”。水稻不“晒田”的后果是严重减产,城市化不“晒田”的后果是“城市病”、是为社会动荡埋下隐患。在社会发展史上,不机械遵从所谓的规律而取得成功的例子不少。例如,在国际共运史上,巴黎公社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都是从中心城市开始发动并取成功的,但中国并没有走共产国际推销的“城市中心论道路”,而是由毛泽东等人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井冈山道路”,并最终获得成功。

  三、“规律”掩盖下的农民进城“真相”

  如果以农民进城买房来考察城市化发展的推动力问题,我们发现农民进城买房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居住型:为了自己居住,因为在县城有相对稳定的工作,需要解决居住问题,这种类型很少。二是求学开型:为了让子女到县城读书,这种类型最多。三是养老型:为自己年老后到县城养老,同时也给自己的父母养老。四是投资型:为了人民币保值,因为房子一直在涨价。五是跟风型:看到大家都在城里买房,就跟风买。六是面子型:感到在城里没有房子就没面子,现在农村女孩子找对象首先要看在城里是不是有房子,于是一些农民在农村建有新房或经济很困难情况下,为了面子也不得不咬紧牙关进城买房。当然,有些农民买房兼有其中的几个类型。从上述农民的买房类型看,或能解释为什么我国城市住宅空置率居高不下的困惑(也有人从亮灯率,即已经投入使用的小区在夜晚时的亮灯比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从更深层次上思考,农民大量涌入城市,除了所谓“规律”的作用、工业化的推动,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村日益衰败―――近几十年来,农村在持续失血,教育、卫生、金融、劳力等几乎所有资源都在源源不断地流出农村、流向城市;与此同时,农村出现了所谓的“政治空白”,一些黑恶势力甚至黑社会趁虚而入;发轫于2006年的新农村建设在多数地方变成了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和普通的农民没有半点关系;国家在农村的政治动员力急剧下降,农村建房毫无规划,垃圾污染无人管……。等等。农民的大量流出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的衰败,如此恶性循环。农民只有用脚投票――一离开农村,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反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村治理的某种“失败”。

  四、保卫故乡-----我们共同的责任

  乡村,传统中国安身立命的所在;乡村,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乡;保卫故乡,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责任。

  一、扭转“以进城为荣,以留村为耻”的社会风尚。在这方面,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责无旁贷,电视媒体、平面媒体、网络媒体应多些赞美乡村生活、沤歌农村创业者的文学作品和新闻报道,要让农民要相信在农村同样可以生活得有尊严、有价值、有意义。同时,来一场“新上山下乡运动”或很有必要。农村人占领城市,城里人就去占领农村,到农村广阔天地去买山、买地、买房,去搞开发办实体、去建设新农村,去享受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以我们的行动影响农民,让更多的农民愿意留在农村。

  二、实施稳健的城乡互动的城市化战略。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美国高城市化率(接近80%)一定不是中国学习的榜样。我很赞同华中科技大学贺雪峰教授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中国农村事实上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稳健的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之福,而激进的城镇化很可能翻车;维持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在中国仍有积极意义―――它可以保障农民无法在城市体面生存时,返回农村继续生活,这或是中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秘密武器。

  三、提升基层组织的社会治理能力。一是理清“西化”背景下混淆的社会治理理念,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基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在此基础上借鉴吸收西方近现代社会改革成果。二是重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赋予乡镇政府作为一级政府的权力,加强对乡村两级干部的管理,提高他们在无税费时代服务农民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三是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改善农村教育卫生条件,调整新农村建设政策,加强村庄规划和环境治理工作等。

  四、维护农村的法治秩序和道德秩序。一是重提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农村阵地。旗帜鲜明地批判和抵制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泛滥。在农村开展类似过去“纠三风、杀三乱”的思想教育和社会风气整顿活动,以此弘扬正气,打击歪风邪气。二是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政府农村工作的重要目标。在农村社会治理的某些方面,我们或需要“拨乱反正”,如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主要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民欠乡村的税费必须清缴,乡村欠农民个人的钱也必须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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