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景德镇高三少年之死:手机屏幕背后,仅是网瘾?学生在校用手机,该惩戒吗?)

这或许并非一道“严禁”与否的判断题。这或许并非一道“严禁”与否的判断题。

  直到儿子告别世界时,舒鑫才意识到“自己答应孩子的事情没有办到”——舒一鹏始终没能回学校上课。

  “再救救孩子!”救护车来了,舒鑫恳求。儿子的瞳孔虽未完全扩散,心跳已停止,嘴边不时有白色泡沫涌出。6次心肺复苏后,生命体征依旧全无,17岁少年舒一鹏被宣告因服农药自杀身亡。

  死亡时间是11月30日清晨。那是昌江一中高三学生舒一鹏应班主任“戒手机瘾”要求,被父母带回家的离校第20天。自今年7月,这位江西景德镇少年就因“在校玩手机”而3次被老师要求停课。在他离去的这间教室,类似惩戒办法并非个案。

  学生在校使用手机,或许1000位教育者会给出1000个观点和干预方案。教育部等8部门在今年8月联合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明确指出“科学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指导学生科学规范使用电子产品,养成信息化环境下良好的学习和用眼卫生习惯。严禁学生将个人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国内多地也相继出台条例禁止学生在校使用手机。而就在本月,中国青年报一篇题为《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的深度报道,对248所贫困地区中学通过直播和名校成都七中同步上课的详述,引发众多网友热议教育沟壑。文中描摹了手机出现于成都七中的情形:“他们被允许携带手机和平板电脑,用来接收教辅资料。当老师展示重要知识点,学生齐刷刷地用它们拍照。”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说起一个细节:在她女儿就读的人大附中,学生在课堂上拿起手机拍摄老师的课件是再寻常不过的事。

  对于每一位教育者和受教育个体而言,这或许并非一道“严禁”与否的判断题。

  寻找

  舒鑫的手机里,存着一张舒一鹏的会考准考证。这是孩子离世前一天下午,班主任从微信上发来的,没有附加留言。舒鑫用手机给孩子看了一眼,舒一鹏也没有说话。

  如果悲剧没有发生,在收到准考证的第3天,他会和同学们一样走进高中毕业考试的考场。

  儿子走了19天,舒鑫的车一直没洗过:地毯上、车门边,满是厚厚的泥垢。在景德镇连绵阴冷的雨天,舒鑫开车时特地把速度放得很慢,以保证安全。

  1个多月前,孩子被停课的第4天,正是在这辆车里父子俩并排坐着。父亲见儿子情绪低落,就安慰道:“你只要在家好好复习,不再用手机,老师会让你回学校……”舒鑫用余光看到儿子仿佛咬了一下嘴唇,微微点头,依旧没有说话。

  按照舒鑫的设想,即使孩子没法去学校,但每天在他眼皮底下和他一起上下班,“照顾得到,不会出事”。

  这几天,舒鑫没有和家里任何人说起,自己常常半夜惊醒,四处找儿子……梦醒时分,也是绝望时刻。老家杂物间的墙角,还放着舒一鹏离世前盛放农药的保温杯,杯壁上残留着紫色汁液,杯子边上,是一小包农药的空袋。

  “我始终不明白他有什么走的理由……”舒鑫掩面。

  11月28日晚,父亲告诉儿子:“家门口的柚子树老被人偷摘,你个头最高,快去把柚子摘下来放在家里。”身高187厘米、体重逾100公斤的舒一鹏受到鼓舞,一晚上摘下了十几个柚子。

  面对被老师要求回家“戒手机瘾”的少年,一家人谨慎地营造着温和宽松的氛围。

  11月29日晚,是家人相伴的最后一晚。晚餐时,舒一鹏笑嘻嘻和奶奶讨论着明天吃些什么:依旧是面条、鸡蛋、自家地里的蔬菜——舒一鹏从小不吃荤食,因此家人做饭从来都是一式两份,那份不带荤食的是独独做给舒一鹏的。

  饭后,舒鑫回养殖场加班。奶奶在家中陪着孩子,她发现当晚唯一不同是孙子比平时早睡了1个多小时。

  一家人陷入了强烈自责:奶奶自责,那晚没有像平时一样半夜再去卧房里看看;父亲自责,为什么不多去找老师几次,让孩子早点复学。

  就在孩子宣告死亡的当日下午,舒鑫带着妻子和侄女去学校“找舒一鹏”。他径直来到儿子的班级,并没有告诉同学们舒一鹏离世的消息。

  从同学们口中,他知道了在儿子之前,已有三四位同学因为玩手机被班主任停课在家,也未返校。在家时间最长的一位孩子,自6月起就断断续续停课。

  舒鑫找到了舒一鹏的好朋友小杰。小杰迎上来问舒一鹏的情况,因为舒一鹏在回家的20天里没有回复他在QQ的留言,这在小杰看来有些反常。

  “舒一鹏找到了吗?”夫妻俩回家后又收到小杰的微信。

  面对孩子朋友的追问,舒鑫一时不知如何作答,然后短短回复一句:“他走了,我们找不到他了。”

  手机

  一个浅金色的大屏手机,放在舒家茶几上,被鲁和荣小心翼翼地拿起、擦拭、放下。

  对这位母亲而言,儿子走后,这个手机灼眼灼心——这是舒一鹏11月10日第三次被老师停课回家前,一直在学校使用的手机。

  今年夏天,鲁和荣不小心摔坏了自己的这部手机,随意丢在角落,没想到有一天悄悄被舒一鹏翻出。后来舒一鹏解释,手机是他和班上好友一起凑钱换了屏幕修好的,之后两人共享手机使用权。

  实际上,在使用母亲的旧手机前,舒一鹏已有他的手机,这是他上高二时父亲主动提出为孩子购置的。

  在父亲的设想里,添置手机就像他给孩子读高一时添置电脑一样,使用时长均在可控范围内。比如,父亲会规定孩子每天使用电脑时间最多不超过1小时;又如,每晚10点一过,舒一鹏必须把手机放在父母卧室的床头柜前,白天不能带去学校。

  不过,有一天,父亲发现,“不知道他从哪里搞来一个看起来差不多的手机,放在我们床头……”

  今年7月末,因为“舒一鹏在学校玩手机”,老师要求鲁和荣把孩子领回家中反思,手机被老师暂扣。两三天后,家长带着孩子和保证书回校。孩子在保证书中写道:“将智能手机带入学校是一种绝对错误的行为……以后若再犯带智能手机进学校的错误,马上自己带书回家备考。”

  8月31日午后,舒鑫接到班级家长群里班主任转发的学校文档《手机管理告家长书》和《关于禁用智能手机的倡议书》。前者罗列了多项“手机的危害”:影响教学秩序,早恋,结交不良社会青年,利用手机作弊,形成攀比风气……并在处理办法中提到“携带手机的学生,屡教不改或不服从学校管教的,责令家长到校配合学校进行教育,并和学校签订相关协议,严重者将劝退”。

  之后,舒一鹏再因“玩手机”被班主任请回了家。那次停课大约一周。一家三口无奈之下去班主任家登门道歉。

  孩子返校后,在乡下老家养殖场工作的舒鑫常常心里一阵紧张。他老是打电话叮嘱妻子:孩子上学出门前,检查一下身上有没有手机。

  然而,相似版本的故事继续发生:孩子上英语课玩手机被任课老师“举报”。11月10日傍晚,班主任勒令舒一鹏从教室里带走所有书本和复习资料。鲁和荣记得班主任在让孩子回家反省时,说了一句重话:你读书读到头了!

  由于当时舒一鹏没有办理退学手续,舒鑫认为“老师就是警告孩子”,并未过于焦虑。

  舒一鹏被舒鑫带回乡下老家。就在这20天里,家人仍然没有禁绝舒一鹏偶尔使用手机的意愿。“吃了晚饭偶尔放松一下没关系。”舒鑫说。

  而孩子究竟在用手机做什么?学校在悲剧之后给记者的情况说明中显示,舒一鹏玩的是“王者荣耀”;与舒一鹏相熟的两位同学却说,“他就是个宅男,经常打单机游戏”。

  玩手机或许是性格并不外向的舒一鹏“合群”的方式。就像是他好友和记者聊起他时所提及的,“喜欢跟他玩因为他乐观,也懂得很多网络游戏”。

  好友用笔写下了舒一鹏生前最喜欢的动漫人物洛天依——“这是一个情感丰富、看起来有点冒失、喜欢吃东西的15岁少女,她性格内向,对别人具有同情心……”记者告知昌江一中几位老师这个信息后,他们纷纷凑过来查看。“我们也很想知道这孩子的精神世界。”一位老师说。

  然而,一切只能是雾里看花了。

  征兆

  舒一鹏的QQ空间停留在用“百词斩”软件背诵单词的第164天,那是高二升高三暑假的前一天,显示他当日背诵了37个单词。而空间页面的签名,停留在了“劝学”二字。

  在舒鑫老家有个风俗:人走了,要把用过的东西都烧掉。舒鑫没忍心,还是留下了孩子做过的试卷和辅导书。在一麻袋参考书里,他发现了3本全新的《学霸笔记》,这是孩子在回家复习第8天主动提出要买的。

  离校日子里,舒一鹏向学的心被迅速催化。在舒鑫记忆中,舒一鹏停课期间好像错过了一次大型模拟考试,坐在家里沙发上自言自语:“我下次模拟考应该可以去了吧?”

  舒一鹏就读的昌江一中位于景德镇城区边缘,是昌江区唯一的省重点中学。周围工厂林立,因此昌江一中汇集了许多普通工薪阶层以及农村家庭的孩子。

  “我们家是十分宠爱孩子的。”舒一鹏的姐姐在外自费留学读研究生。谈起父母对姐弟俩的教育态度时,她的形容是“有求必应”。

  现代社会的“孟母三迁”版本,在这个家庭上演过。舒一鹏小学四年级时,舒鑫打工的厂子迁至景德镇机场附近郊区,周边没有好学校,舒鑫就把孩子带回老家乐平市最好的小学上学,并在学校附近买了这个家的第一套房,由爷爷奶奶陪读。不久后舒鑫花了6万多元买车,方便每周回去看孩子。等舒一鹏读初二时,舒鑫卖掉在乐平的房子,在市区购置一套学区房……

  遗憾的是,进入高中后,舒一鹏在班中成绩不再位列上游。孩子到底适不适合读书,想不想读书,这曾是困扰舒鑫的问题。

  舒一鹏高二时英语居然考了10多分,舒鑫问过儿子,是否要想别的出路。舒一鹏回答:“我要读书,除了读书我不会干别的事情。”

  至于孩子开怀的日子,父亲的记忆也与成绩有关——初三时,校长点名表扬前200名的孩子,说他们是“最有希望考上重点高中”的,舒一鹏在名单之列,回家后,他和父母絮絮叨叨说了很久。

  舒鑫还记得,舒一鹏高三开学一次月考中,竟然考了班级第一。老师询问之下发现,他在考试中抄袭了别人的答案。父亲忆起孩子当时有些不服气地提起那些作弊获得高分的同学。那次,舒鑫正告孩子:我宁愿你永远是班级中游,也不要作弊骗自己。

  如果不是学业压力,也不是家庭矛盾,那究竟什么才是压垮舒一鹏的最后一根稻草?

  仅仅因为没法返校学习吗?“学校是给学生提供学习的场所,学校和班级的大门永远向他敞开。”这是来自昌江一中公众号的说明。舒鑫对此否认。

  11月13日,是填报高考志愿的日子。在母亲的叮嘱下,舒一鹏去了学校。与此同时,父亲也去找了班主任。按照舒鑫的说法,他想“让孩子回学校上课”,但和老师交涉失败。“如果‘学校和班级的大门永远向他敞开’,我怎么会不把孩子送来学校?”舒鑫反问。

  悲剧是否还有其他征兆?在舒一鹏家里书桌上,记者发现一张白纸,正面写着“丑吗”,背面写着“美吗”,父母说这是儿子和同学视频聊天用过的。舒一鹏姐姐道出原委:弟弟其实对长相很自卑,尤其是在青春期发胖以后。

  今年5月,班中一位喜欢给人取绰号的同学用“肥猪”来调侃身材硕大的舒一鹏,舒一鹏被激怒,猛一下把同学推搡进厕所……那次情绪爆发,经由老师的简单疏导后被人迅速遗忘,直到孩子离世后,这件事再度被鲁和荣想起。

  “在学校用手机的孩子那么多,为什么出事的偏偏是我儿子?”鲁和荣的声音沙哑、细小,她不止一次问过自己。

  工具

  得知舒一鹏离世的消息以后,昌江一中高三学生陈波涛的母亲几乎整夜没有合眼——她的孩子和舒一鹏的经历实在有太多相似。陈波涛两次在课堂上玩手机被老师发现,被停课数月。

  父母对陈波涛的管教,相比舒一鹏的家庭要粗放许多。“手机都不知道摔了几个。”陈波涛的母亲对记者说。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父母支持孩子使用手机获取信息的家庭,孩子有网瘾的比率远低于那些父母反对孩子使用手机的家庭。”孙宏艳的课题组在对6000多个家庭的调研中发现,6.7%的青少年有网络成瘾倾向。这一部分“网瘾少年”,有惊人相似的成长特征。

  陈波涛在课堂上使用手机,是从高一下学期跟不上理科进度开始的。

  “有时就是捡起一支笔的工夫,就听不懂了。玩手机至少不会干扰其他同学,也有意思一点。”陈波涛说。

  在昌江一中,到底有多少孩子在学校使用过手机?无人能确切统计。记者找到舒一鹏首次在校使用手机被发现后写下的检讨书——“当时,小峰在看我玩手机,小王在听歌,小周在看小张玩手机……”这是舒一鹏眼里,一个平静中午的班级众生相。

  “对手机的管理,我们老师的耐心和宽容度远远超出了你的想象。”一位在昌江中学分管德育的老师告诉记者,“我见过有的学生,父母收缴了手机,他就用跳楼来威胁。”

  “由学校提出学生全面禁用手机,其实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必须让学生作为主体参与进来。学校和学生、家长经过讨论,达成共识,约定手机使用的时限、场合和功能,这才是有效率的规则,也是对未成年人参与权的体现。”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研究员孙云晓看来,手机绝非仅仅被中学生视为娱乐工具,“中学生阶段是一个群体社会化的阶段,他们非常在意和同伴之间的联系以及同龄人对自己的评价,手机也是他们实现社会化的工具。”

  陈波涛坦言:“学校我肯定是想回去的,但是从此让我在校不用手机了,老实说,我不能保证。”

  对当下的中学生而言,手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一种“成长环境”——孙宏艳和她的合作者间隔10年调研了10个省的城乡中学生使用手机情况,2015年中学生的手机拥有率是64%,而这个数据在2005年是8%。

  调研结果还显示,除了接打电话外,排名靠前的功能是社交网络;而打游戏的比例几乎接近数字阅读选项,为33.3%,并非最热选项。

  《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被刷屏的这些日子里,公众热烈讨论着教育水平的现实沟壑,唏嘘着欠发达地区学生通过现代通讯即可能改变命运。

  一块屏幕所代表的电子信息产品,给教育带来的究竟是什么?是冲击,还是一种全新教育模式的可能性?

  直到现在,关于孩子使用手机这个问题,舒鑫依旧宽容:“孩子只要不沉迷就好。”

  舒鑫想着,过两天去学校要回舒一鹏被暂扣在老师那儿的手机。

  “这个手机是孩子留给我的纪念。”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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