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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介绍
孙家骅

1955年12月生于德安县,现为江西省文化厅副巡视员。1996年5月,晋升副研究员,后转公务员。曾任庐山白鹿洞书院管委会主任兼书记、庐山文化广播电视处处长兼书记、江西省文化厅文物局局长、江西省博物馆馆长。已发表各类作品100余篇(本),涉及文物、历史、古籍、旅游文化等领域。

社会兼职有:省政协第十届十一届委员、中国博物馆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员、江西省博物馆学会理事长、江西旅游规划专家库成员。

“陶渊明何许人也”再探讨

作者:孙家骅

  陶渊明(365-427),名潜,字渊明,也说一名潜,字元亮,自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先生,东晋大司马陶侃曾孙。陶渊明是第一个将田园题材引入诗歌领域的诗人,开创了中国田园诗派。陶渊明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划时代的诗人,也因高尚的气节和人格,而成为后世文人士大夫的立身行事的楷模。陶渊明的文学成就和人格魅力,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深远的影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世界文化名人。(江西只有陶渊明和汤显祖入围)

  钱钟书先生曾言“渊明文名在宋而极”。如果从宋代算起,人们对陶渊明的研究已有一千余年。其间人们为陶渊明所作年谱、所撰评传以及对陶诗的解读和注释,可谓是不胜枚举。然而有关陶渊明的籍贯归属问题,时至今日仍在争论。截止目前,陶渊明的籍贯有“四说”:九江县说、宜丰县说、星子县说、德安县说。现在老调重弹,不是要重复厚此薄彼的老路,而是期望人们能从更高的视角来看待这位历史文化名人的当代价值。

  为使读者对目前陶渊明籍贯归属所持“四说”有一个清晰的了解,现将各家之言胪列如下:

  一、九江县说

  九江县文联主席刘为珍认为:

  应该追溯到最早记录陶渊明籍贯的典籍里去寻找准确答案。

  颜延之在《靖节征士诔》记云:“有晋征士寻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

  沈约《宋书》卷九十三列传第五十三载:“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寻阳柴桑人也。曾祖侃,晋大司马。”

  萧统所撰《陶渊明传》亦云:“陶渊明,字元亮,或云潜,字渊明,寻阳柴桑人也。”

  颜延之为陶渊明同时代人,《宋书》成书于南北朝齐永明六年(公元488年),萧统生于501年,卒于531年。上述三则史料,距陶渊明卒年最晚不过百余年,应该是陶渊明籍贯最为可信的资料。尤其是后两条史料,明确记载陶渊明为寻阳柴桑人。柴桑为县名,也是寻阳郡的治所,经学者考证,其地在今天九江县境内。

  后来历代方志也印证了正史记载。北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十一《江南西道九》中载:“陶渊明,柴桑人”,并在德化县(今九江县)条记:“柴桑山,近栗里原,陶潜此中人”。此后,从北宋时期的《元丰九域志》《舆地纪胜》,到元明清历代的《一统志》,以及清代编修的《九江府志》、《德化县志》等,都明确记载陶渊明籍贯为“寻阳柴桑”。因此陶渊明毫无疑问是九江县人。

  考证陶渊明在九江县何处居住,从陶渊明诗文中可从获得有益线索。《归去来辞序》、《与殷晋安别》《赠长沙公》等诗文中,交待了陶渊明的家在距离其为官的彭泽县旧治(今湖口县文桥境内)百里之遥的寻阳城附近。又据唐代诗人刘昚虚诗《寻阳陶氏别业》:“陶家习先隐,种柳长江边。朝夕寻阳郭,白衣来几年。”以上史料相互印证,可以明确陶渊明的居住地在古寻阳城的附近,即今天九江县境内的被列为省级文保单位的“寻阳城故址”。

  二、宜丰县说

  宜丰县陶渊明研究会会长李仁兴认为:

  宜丰县为陶渊明生长之地,父母之邦,依据主要有五点:

  其一、有古代的《图经》记载为证。北宋乐史编撰《太平寰宇记》的江南西道筠州篇中明确记载:“渊明故里,《图经》云:渊明始家宜丰,后徙柴桑。宜丰,今新昌也。” 后世一些高士名儒依据史书所载,到宜丰留存的渊明遗迹进行探访和凭吊。文天祥任职瑞州府时,曾为宜丰秀溪陶氏《族谱》作序,序中称赞“迄晋诞生大哲,清高旷世莫媲,族因古矣”,并在郡山为陶渊明建祠。

  其二、有钦定的史志等史籍载文为证。明代钦定的《大明一统志》记载“渊明故里,在新昌县东二十五里,按《图经》渊明始家宜丰,后徙柴桑。宜丰今新昌也”。清代钦定的《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五十一“瑞州府”篇中也载“陶渊明故里,在新昌县二十五里,有读书堂、洗墨池。”此外,《舆图备考》、《江西通志》、《江西要览》、《增补事类统编》、《瑞州府志》等史籍,不仅记载了渊明故里在宜丰,而且点明了渊明遗迹的准确方位。

  其三、有诸多的陶氏谱牒为证。“陶渊明始家宜丰,后徙柴桑”,不但在本县宜丰的秀溪、新溪陶氏家谱里有记载,在奉新、高安、上高、万载、都昌、彭泽等外县的陶氏家谱里也有记载;甚至湖南浏阳、安徽黟县等外省的陶氏家谱中也有记载。如宜丰县《秀溪陶氏族谱》留存的宋人所作序、跋,都明确记载了陶渊明始居宜丰的史实。

  其四、有众多的遗迹遗风为证。宜丰县境内至今还有许多带有陶渊明诗文印记的村名、山名、地名。如故里团、都故里村、故里东头、陶家园、藏贤山、七里山、南山、桂林山、东皋岭、陶家坪、安成、贤讲、东篱下、菊斋、赋诗湾,等等。宜丰县代代相传的民风民俗,犹存陶渊明遗风。如这里的农户,几乎家家都做自古以来俗称的“漉酒”,即以糯米做成的米酒;有些农户至今仍然喜欢把自家的宅院称为“亦可居”、“菊居”等。

  其五、有陶渊明的诗文为证。陶渊明曾任江州祭酒。他在《杂诗十二首》之九描述了到江州赴任的情景:“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掩泪泛东逝,顺流追时迁。日没星与昴,势翳西山巅。”诗中描述与宜丰至江州的路线完全相符。从宜丰出发,从耶溪乘船,经锦江、赣江、鄱阳湖至江州,这既是“顺流”,又是“东逝”,过南昌后才是东北方向。

  三、星子县说

  星子县博物馆书记查小荣将文献记载与田野考察相结合进行考察,认为:

  陶渊明故里为星子县。

  首先,有关陶渊明的最早史料点明了陶渊明的籍贯。颜延之《靖节征士诔》中记载:“有晋征士寻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此话不仅说明陶渊明是寻阳人,并且指明陶渊明故里在庐山南麓,即今天的星子县。因颜延之与陶渊明为好友,且交往甚密,所以其说法应该是可信的。

  其次,星子县境内有大量和陶渊明有关的文化遗存。据统计,星子县有关陶渊明遗迹有20余处。现择其重要者分述如下:

  1、上京:位于星子县城西2.5公里。《朱子语类》载:“庐山有渊明古迹处,曰上京。《渊明集》作京师之京,今土人以为荆楚之荆。”

  2、东皋:俗称东告山,为星子县城西鄱阳湖边的小山丘,上有磐石高一丈余,宽约一丈三尺,石上有人卧痕,凿字迹。《庐山志》载:“(东皋)今在玉京山前里许,……上有磐石,可坐多人,湖水盛时正在湖中。土人相传谓渊明尝在此望开先瀑布,醉眠其上云。” 

  3、斜川:俗名清泉港,在星子县城西之玉京山侧,“文革”时更名长虹港。陶渊明曾游于此,作《游斜川》诗。《辞源》载:“斜川,在江西星子县境。晋陶渊明集二有《游斜川诗并序》。” 

  4、层城:又名曾城,在星子县城南,斜川东南的鄱阳湖中,旧名落星山、宝石山。陶渊明曾游此,《游斜川》诗序云:“临长流,望层城。” 

  5、西畴:俗名西畈,在星子县城西,陶渊明尝耕种于此。《归去来兮辞》云:“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明弘治间,九江知府童潮《渊明故址》诗曰:“赋罢清流诗,西畴春已至。”

  6、醉石:在星子县温泉旅游度假村之北,归宗寺以西之虎爪崖下谷中。《山疏》记:“在濯缨池下谷中,高三四尺,亦谓之砥柱石。晋陶渊明饮酒醉卧其上,至今有酒痕。”石山上刻有朱熹所题“归去来馆”四个大字,还有宋元明以来诸多名人的摩崖题刻。

  7、栗里南村:旧为星子县栗里乡境内,今为温泉开发区上汤温泉内。陶渊明曾因上京故居遭火灾而移居栗里南村。《江湖志》载:“本居山南之上京,遇火后徙此”。

  再次,大量陶渊明后裔分布于星子县境内。星子县域内现有陶氏村落二十多处,人口一万余人。星子县出土的多处宋代墓葬的墓志铭均记载墓主人为陶渊明后裔。如星子县横塘镇陶家港出土北宋墓志记载:“故宋寻阳陶公子文,渊明之后,今南康军星子县人。”又如横塘镇凤凰山南宋墓志载:“先君陶氏讳桂一,世居南康军星子县长冈里,晋长沙郡公靖节先生廿有二代。”

  四、德安县说

  德安县志办公室主任王需民认为:

  从出土的“故陶潜公之墓”的古碑入手,结合相关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可以判定陶渊明故里在德安县。

  第一、在目前文献资料没有取得新突破的情况下,出土的古墓碑是判定陶渊明籍贯的最有力物证。2004年8月,德安县吴山乡蔡河村灵龟石(现名林居社区)的村民陶相红在白鹤山上放牛时,发现一块墓碑,上刻“故陶潜公之墓”等字样。经省文物专家鉴定,该石为唐宋时期实物。

  第二、德安县灵龟石一带遗存有大量明清时期陶氏古墓群。据不完全统计,明代陶氏古墓就有200多座,如果算上清代古墓,就有1200余座。这么多的明清陶氏墓葬,表明陶氏在德安县有很长的历史积淀。这里的陶氏能有如此族望,与此地为陶渊明故里应该有必然的联系。

  第三、德安县灵龟石附近有许多代代沿袭、口口相传的陶渊明传说。如陶氏的牛眠地、白鹤山、陶渊明祠、陶家与周家的关系、陶侃的传说、陶母墓、陶氏后裔及外姓对陶故居的说法,等等。这些世代相传的传说,借用社会学的一个概念来讲,就是乡民们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的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最早提出,是一个具有自己特定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自己过去的记忆。这种记忆可以是分散的、零碎的、口头的,也可以是集中的、官方的、文字的,其内容常常表现为对远古祖先事迹的追溯。灵龟石村民们的集体记忆,是判定陶渊明籍贯的重要口述史料。

  第四、德安灵龟石靖节祠的相关遗迹表明,该祠是陶渊明故里特有陶氏宗祠。目前发现的祠堂遗址,有一块《陶氏重建宗祠碑》,碑文大都剥落,其中依稀可辨的有如“大明”、“祖在吴”、“银数”以及成排的“两”、“分”等字。“大明”大约指南朝刘宋的大明年号,“祖在吴”可能指陶侃的父亲陶丹在吴为扬武将军。由此可知,祠堂由众多子孙集资建成,是陶氏家族的自发行为。祠中祭祀的不仅有陶渊明,也有陶侃、陶丹,非常明显是一座陶氏宗祠。其它各地的靖节祠,一般只有赞誉、纪念等性质,而没有宗祠的功能。

  有关陶渊明籍贯的学术争鸣由来已久,以上所举“四说”是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或补充若干新史料,或从新的角度对史料进行阐释,而形成的一家之言。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四位作者都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他们都怀有对乡土文化的炽热情感,因此在解读史料、形成观点时带有一些个人的情感因素也是可以理解的。

  从微观的层面来看,从学术的视角来探讨陶渊明的籍贯问题,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考据研究。通过排比史料、挖掘新史料等方法,力图弄清楚陶渊明籍贯归属,尽可能地还愿一个历史上真实的陶渊明。这正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也是历史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大量看似琐碎、枯燥的微观研究,为宏观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甚至可以说,没有微观研究,宏观研究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

  从宏观的层面而言,我们的研究工作应当“经世致用”,要体现当下价值。因此,陶渊明的研究不能仅仅拘泥于籍贯归属、生卒年、桃花源在何处等问题,而应从实现传统优秀文化创新性转化的现实需要从发,加强陶渊明对人类的贡献、陶渊明研究对当下的价值以及如何借鉴陶渊明思想中有益的成分等问题的研究。

  陶渊明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同时对人生、宇宙有深刻思考。“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流露出他对人生的理解,即超越对物质享受的追求,以达到精神的满足。在今天,陶渊明的人生智慧将有助于当代人从物欲的迷失中找回自我。

  陶渊明的作品不仅充满生态理念、生态智慧,更有生态理想的建构。在当今人类面临生态危机的大背景下,陶渊明顺应自然发展规律,追求天人合一,将个人有限生命融入无限宇宙自然的价值观,无疑是启迪人们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一剂良药。

  从上述理念来讲,研究陶渊明的意义显然超出了中国的国界。有了这样的视野,我们不用再执着于陶渊明籍贯归属何处,因为陶渊明既是江西的,也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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