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琉璃厂偶然撞见若干清末书院场景的老照片，从岁月缝隙里一次清晰的窥视。学子们衣冠肃整，一脸虔诚，颇见优雅的书卷气质。很想成为照片里的人，若不是强箍在书院头上那道科举的魔咒，它是书生精神空间当然的逍遥之地。书院是文人的古老家园，是满腹经纶、学贯古今这种坚定文化向往的母体，这么多年成了我们纠缠于心的情结。在泮林里悟透“子曰”，泮池边诵读“诗云”，可以看到广昌雯峰书院破落以前的样子，可以站在尚未毁去的林则徐手书“叠山书院”匾额下感受英雄的气概，转身到明伦堂与同窗们谈论悲愤的前朝旧事，可以沿水路至修水上岸，在方方正正、布局宏大的凤頞书院里拜会山长。

　　还可以去上饶，看着依山傍水，错落有致的信江书院建筑群，不过那要上溯到乾隆时期，也是书院史上值得缅怀的一段灿烂时光。

　　在乾隆皇帝看来，从书院里走出来的人贯通经史那是必须的，圣言一出，惯于讲习程朱理学的书院不得不变化。乾隆一方面说，一方面做，疯狂的文字狱运动将知识分子毫不客气地逼向了对经史的考据，造就了一大批在书本上做针线活的汉学家。

　　乾嘉汉学与书院互动，一时并盛。

　　我逐一翻阅帧帧老照片，知觉着世道的沧桑，领略同光年间书院的兴旺，那是书院精神的最后一道强光陈铺在华夏民族的大地上。

二

　　短暂的同光中兴抢夺着我们的目光，外战休内战停，古老的书院文化在国家走向近代化，即将面临从未有过的大变局中完成一场谢幕的压轴献演。

　　从朝廷到封疆大吏们，对书院建设无不青睐，像张之洞、左宗棠这样具有感召力的人物纷纷乐不知疲地创建、打理着书院。民间人士也毫不示弱，有专家统计，同治年江西境内新建的书院达395所，其中乐安创建的43所，永新创建的12所，均为民间行为。在中国站住脚的传教士们蜂拥而起地参与到建设书院的潮流中去，比如在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由美国美以美会库思非在九江创建同文书院，后来江西的这座滨江口岸还相继出现南伟烈书、博文等外国传教士设立的书院。一时间，官方书院、民间书院和教会书院浩浩荡荡，百舸争流。

　　在这一景象中，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播已悄然进入许多书院的课程里，虽然这些书院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中学渐少，西学日增已不可逆转。

　　有必要提到郑观应先生，这位中国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在他的《盛世危言》中亮出了当时的新观点：

　　“中国自州、县、省会、京师各有学宫书院，莫若仍其制而扩充之，仿照泰西程式，稍为变通。文武各分大、中、小三等，设于各州、县者为小学，设于各府、省会者为中学，设于京师者为大学。”

　　这个观点显然是民族危机、西学东渐的现实状态下的呼吁。

三

　　尽管有些书院积弊难返，日益颓败，整个书院体系的外象依然生动，仿佛是一曲宏伟的交响乐，奔腾到高潮时，历史的指挥棒让书院教育戛然而止。

　　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的激进方略发布上谕，限两个月“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南昌著名的友教书院也因此改制为算学堂。这项康、梁煞费苦心的举措几十天就因为百日维新的失败而搁浅。光绪被幽禁，慈禧令“各省书院请照旧办理，停罢学堂。”照旧的八股考试，照旧的考试形式，实际上大势所趋，这些都是勉为其难的照旧。

　　清末的政治天空阴晴不定，对维新骨干还是咬牙切齿，自己却已摇身为新政领袖的慈禧终于采纳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的联名奏折，在1901年9月14日下达书院改制的上谕：

　　“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一切都在时不我待的气息中进行，整个国家陷落在慌张的情绪中，理还乱就剪断，一纸上谕完成了与旧式书院的切割，让千年走来的文化印记丢弃在历史的沙砾中，传统概念上的书院由此寿终。

　　书院演变为学堂是历史的必然，但两者的核心价值迥异，前者强于思想教化，后者重在标准教育，书院独立、自由的精神渐渐荡然无存。难怪胡适先生悲呼：“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观于今日。”

　　从此，回书院的路变得漫长而坑洼。

四

　　散淡地行走在南昌的书院老街，想起琉璃厂那些爱不释手的黑白旧照，总觉得从斑驳的墙砖里隐约传来抑扬顿挫的唱读声。

　　这是多么美好的声音，书院精神对当下的中国仍然有着先进的内涵。

　　我们见证，古旧的书院匾额从积满尘土的角落盘出，再次威凛凛地高悬起来，教诲了一代代中国人的格言警句再次响彻。

　　渴望与书院重逢，同时不免忧心书院只是物质思维下民办教育的躯壳。

　　书院是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在文化复兴的时代区间里，独立、自由精神的书院会不会如凤凰涅槃般遍地复生……

2014年6月8日晚于拾味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