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似乎是离我们很遥远的朝代，倒不是距离感，而是生疏，仿佛九十八年的江山全被成吉思汗雄阔的身姿掩盖了，在他的光环区内还能看到几眼忽必烈，剩下是刺眼的白光。

　　他们粗糙、蛮横、荒淫，当下传媒体系几乎不知道如何准确表达这段来得凶猛，去得匆匆的王朝，寻找不到更多的故事情节让我们流连。

　　蒙古人的铁蹄奔跑在时人惯性的臆想中，人们担忧方块字所承载的文化链条断落，并注定沙化成一片寸草不生的荒漠，这一情形并未出现。冷冷的蒙古刀终究没有对灿烂的华夏文明进行砍伐，更谈不上肆意践踏，相反，蒙古的贵族跳下马背，走近了书香，向千年的文明靠拢。虽然有许多隔阂和不快乐，事实上理学家们还是在浓郁的学术氛围里不懈地追逐着哲学理想，车水马龙的城市或芳草凄凄的野外，墨香洋溢的书院无拘无束地蔓延、扩张。元朝的皇帝们依然有草原一样宽广的胸襟，一个短命的王朝竟创下“书院之设，莫盛于元”的奇迹，这一成果源于元人将书院官学化，并迅速北上，填补混浊的辽金时期遗留下的文化落差。

　　肆业于庐陵白鹭洲书院的文天祥岿然成强大的榜样力量，在元帝国较宽容的民族政策背景下，南方温润的土地上凝结出一种浩荡气象：不问仕途，避元人于书院之中，甘当秉持春秋大义的宋遗民。

　　秀美的江西仍然是五代以来书院建设最发达的区域，继续俯视天下。在射雕的弓影下，不妨推倒时间的外墙，作一次虚拟的访学，贴着书院的窗纸聆听下等的汉人们守着烛火夜读未焚的书卷。

　　刘君举

　　我并不想将王磐老头脸谱化，虽为南迁的汉人，确切地讲，他是金朝的移民。从这个角度，他的一些行为就可以理解了，但他的门下弟子刘君举表现出了蔑视。

　　王磐是穷孩子出身，每天一锅稀饭分两餐吃，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成人以后顺风顺水，被动地当起官来。蒙古人建立了大元，他又备受忽必烈的赏识，诏请他入翰林。王磐耿直不圆滑，时常还撒点性子，一位官场规则的逆袭者却奇怪地一生荣华。

　　同样耿直的刘君举在老师王磐当上元朝的大官后，愤而题诗，丢下一句：节义高千古，功名垂一时。

　　朝廷颇关注刘君举，亦诏请他出山，棱角鲜明的刘君举当即称病。

　　病是谎报的，一座叫管陶的儒家书院倒真实地呈现了，刘君举端坐其中，在一个完全独我的空间里嗅着宋朝的味道。

　　他说过：“向论出处大节，得罪于师，今复自蹈覆辙，是工于谋人，拙于谋己也。”

　　广昌的莲花清新雅致，我问起当地的朋友在宋末的一位栖居于此的落榜进士刘君举，无人知晓，谁还在意来自南丰的不第之士呢？在我的想象中，他已化身莲花一朵，在莲花占据的浩渺水域中摇曳，让你猜不出哪一朵是他？或许这正是刘君举的愿景。

　　王磐活到了九十二，刘君举也活过了八十，前者在朝，后者在野。

　　倪镗

　　命运捉摸不定，在跌宕起伏中充满着戏剧性。倪镗想不到晚年竟曲折斗转地发生那么多的事。

　　元军来了，改朝换代了，自己也退休了，可以躲在铁血狼烟之外的乡间作一介独立的书生，这是倪镗想干的活，父亲倪玠在世时也热衷于此。

　　倪玠有六子，倪镗为次子，本是贵溪人，随父寓居到隔壁的县，也就是现在的余江，元朝时称安仁，湖南也有一个安仁县，民国时期江西的这个安仁易名为余江，故学界说他是余江人，不管怎样，肯定是地道的江西人。

　　大学者江万里的得意门生中，倪镗算得上出色的一位。你看人都退休了，大元朝廷还盯着他呢，八次下诏三派专使，弄得倪镗先生不得不应诏到职。

　　官虽不大，却惹了弥天大祸。

　　在忽必烈时代大都的朝堂之上，围绕孔子的地位问题引发一桩震惊满朝的险象，《元史》对此保持了沉默，但学界牢牢记住了倪镗的大名。

　　导火线由一位吐蕃来的僧人八思马点燃的，他在忽必烈耳边叨咕，使皇帝将孔子贬为中贤。倪镗得知后，置生死度外，上“逆鳞疏”，义正严辞、慷慨激昂地为孔子辩护，龙颜大怒，准备以极刑处置倪镗。千钧一刻，他被勇敢的皇孙铁木耳挺身救下，这才以罢官归田轻罚，倪镗落个无官一身轻，终于可以回乡著述讲学，名士吴澄他们也常来探望他。

　　总以为日子归于平静，历史往往这么有趣。忽必烈驾崩了，继位者即是铁木耳。

　　倪镗被诏入京，又当官了，自然当得比以前大，但倪镗立即进言：尊孔。

　　《元史》不再沉默，有了几段文字。

　　“成宗(铁木耳)始命建宣圣庙于京师。大德十年秋，庙成。至大元年秋七月诏加号先圣曰：大成至圣文宣王。”

　　“诏中外崇奉孔子。”

　　余江人尊崇倪镗，时时把他抬出来表明余江人刚正不阿，对他事迹如数家珍，比如与弋阳张卿弼撰教材《六经精义》、参与修整白鹿洞书院教学规制、重建今万年境内的南溪书院、赞助金溪修复象山书院……，谈得最多的还是锦江书院。

　　这也是倪玠未了的遗愿，在县尹的资助下，倪镗用倪氏家塾的旧基相继建筑大成殿、敬仪堂、云章阁、同理楼等，并设有专祀朱熹的祠堂。规模不小，渐渐聚书万卷，并置膳田。

　　此锦江书院与成都著名的彼锦江书院无任何血缘，倪镗先生字仲宾，号锦江。

　　王奕

　　玉山县的大街上，人们看到名士王奕搂抱着书卷像丢了的魂一样游荡，他的魂是跟着大宋朝一起丢掉的。

　　状元郎文天祥就义了，同榜的进士谢叠山也绝食身亡，剩下王奕孤苦地独活，在县里干着儒学教谕的差事偷生，回忆是一种如影相随的疼，他的魂常在夜里与文天祥、谢叠山两位好友拉扯。

　　苍凉的咏颂在玉山的苍道间流动，县里的人对这首诗太熟悉了，是谢叠山被迫北上大都时，王奕在送行时写的，大伙还听到王奕一声又一声地自称“遗民”。

　　某天，王奕老先生忽然不见了，无论是大街还是小巷，看不到他身影，听不到他声音，

　　过了一段时日，人们又见到王奕，他开始自号“至元逸民”，原来他徒路北行，沿着谢叠山进京的路线转奔曲阜孔庙，并登泰山，作怀古文字。

　　再后来，王奕真的再也见不到了。

　　他去哪里了？有人说看见他携长子王介翁走进绵延的怀玉山里，这片山是当年他和谢叠山避元隐居之地，还有人说他在玉琊峰恢复了一座草堂。

　　这草堂原本是庙，后来成了读书人的精舍，以前朱熹到此讲过学。王奕号斗山，后人改称斗山书院，二十八年未见老先生出来。

　　我偶尔读到过王奕的诗词，磊落见声，在《四库全书》中可见他的《东行斐稿》、《玉斗山人集》，历史对他的记录甚少。不过关于泰山的文献中屡屡说起王奕，甚至梁羽生小说对泰山的描述中也提及王奕。有学者告诉我，现在常说的“清谈误国”一词就源于王奕笔下。

　　清淡的斗山书院最终被毁去，学田遭僧人霸占。

　　黎立武

　　与文天祥同时代还有一位声名显赫的状元，那就是新余的黎立武，不过后者的影响主要在学界，他是程门支流兼山学派的代表人物，对《中庸》、《大学》等有着深刻的见解。

　　南宋景定三年(公元1262年)黎立武入太学，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擢进士第三，恩赐状元。

　　文天祥五体投地谈到自黎先生的大名“震荡以来，吾江西一佛出世，引领愿拜”。

　　元朝贵族对黎立武也是另眼相待，因有南蛮北狄一说，故美其曰：蛮子状元。

　　可黎立武并不卖元人的帐，潜回家乡，在蒙山建起“蒙峰书院”，这里是他生长的地方，常登山寄怀，为以淑后学，还办了一所金凤书院。

　　只要书院像泉眼一样不断地趵跳出来，传统文化的思维模板就不会竭裂。

　　黎立武屡辟召清，闭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执着地活在书卷里，据说积稿如山。再循规蹈矩的学者都允许有一颗敏感的心，他在《经论》中的一句话现在仍争论不休。

　　“小时候读箕子《禾黍歌》，惄然流涕。稍长读《郑风。狡童》诗，而淫心生焉，出而视邻人之妇，皆若目挑心招。”

　　《诗经》郑风21首诗歌中19首是坦率的爱情诗，一直被正统人士斥为“淫奔之诗”，推崇黄钟大吕之乐的孔子说过“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其实孔子并未说过其词也淫。黎立武读郑风而“淫心生”，见邻家妇女似乎都在“目挑心招”，他是坦言还是附庸孔子不得而知，却常被后人列举为例。

　　最为钦佩黎立武的还是吴澄，自称其门人，尊黎先生为师，并亲自为黎立武撰写墓志铭。

　　他们……

　　元朝一代，江西名士济济，学术依旧是他们坚持的正题。

　　显然要提及楚望夫子，这位平实的老人叫黄泽，祖籍四川资州，迁居于九江，大德年间先担任景星书院山长，后到了南昌，为东湖书院山长，卸任后闭门授徒，《元史》中有关于他的小传。

　　向黄先生学易，在众多求学者做一个安静的学生，读他撰写的《易学滥觞》，一大堆书中，挑几册由当时赫赫有名的西湖书院出版的古籍读本，杭州的西湖书院最早竟是岳飞的故宅，在蒙古人占据的天下是多么有意味的隐喻。

　　老先生义理之学宗程朱，还精于古注疏，曾揭示出《六经》中的疑义千余条，他罄尽生命，是赣抚山川中藏着的文化精魂，饱学的楚望夫子年逾八十而终。

　　又要说到人称草庐先生的吴澄，这个在学界享有声望的大学问家就隐居在故乡乐安的布水谷，筑草庐讲学著述，他权威地评价黄泽“以为生平所见明经士，未有能及之者”，一言说尽。

　　南宋的大学者江万里得意弟子中除了倪镗，浮梁人赵介如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位，宋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进士，曾在饶州担任通判，蒙古人执政后自自在在做起了景德镇双溪书院的山长。文学批评家水云先生刘壎在哲学上有自己的观点，他尊陆九渊并援引朱熹学说以合之，在南丰建立颇具个人色彩的学术阵地水云书院开讲，贵溪的裴方润建临清书院、龚霆松建理源书院，弋阳学者张卿弼在蓝山书院向门下讲解《六经》……

　　国破的现状是对学人尊严上最大的杀伤，当他们无力改变时，在隐忍的心理状态中度日，首选以不合作的态度避世，虽然也不乏迫于某种情形委身政治，但共同的是视书院为身心的强大支撑，并在这方特殊平台上执行着文化的留守，始终监护汉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不灭，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才是回天的力量。

　　有他们，江西集合起生动的书院群落，其实已钩连成壮阔的文化生态，这片儒雅的乡土静静等待着汉人以暴力重新主掌世俗社会。

　　2014年元月4日于拾味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