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们来分析一下夏衍先生的该报告文学的价值所在。

　　1995年，张宝华先生称赞到：“他的报告文学强化了文学色彩。他运用了小说、散文乃至戏剧、电影的一些富有表现力的艺术手法，使其具有了文学的形象性、生动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是的，这种艺术感染力深刻地影响了几代读者。夏衍先生在《包身工》一文的最后，用最严厉的道德谴责表达了他的愤怒：“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的冤魂！”

　　这种道德谴责导致读者很容易得出符合“道德逻辑”的结论：无论中外，资本家都是没有良心的坏蛋。必须推翻这种“人吃人的制度。”

　　请注意：他既没有提出“工会”之类的维护人权的制度建议，也没有看到只有投资增加，才会增加对工人的需求；只有资本家之间对劳动力需求的竞争加剧，才会提升工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条件。才会促使将更多的农业人口转为工业人口，使这些原先靠天吃饭的人脱离从事农业所面临的巨大不确定性。更没有看到普遍的社会保障制度才是提升穷人的尊严的必由之路。

　　《中国工人》1959年第6期刊登了夏衍先生的新作品《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在该文中，作者写到：“解放之后，我去看过上海的曹杨新村、控江新村，我也曾去看过工人医院。看到这些，不知别人是什么感觉，我却总会很自然地联系起包身工的生活。包身工的形象，想起来就会使软心肠的人流眼泪。什么面黄肌瘦、骨瘦如柴这些话，都是不能形容她们的真实情况的。没有病的包身工是很少的，最多的是肺病、脚气病、皮肤病。这些包身工的两只脚已经肿得像碗口一样粗了，还是成天成夜地站在机器旁边工作。去年冬天我在北京参观了一处女工宿舍，看到她们床边有书籍、雪花膏、香水等，我替她们感到了幸福。最初我混在包身工群中观察的时候，最使我受不了的就是那种难闻的臭气。”

　　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他对比新旧社会“二重天”的时候，中国却正处于由史以来最严重的饥荒之中。饿死几千万人的悲惨没有打动他的良知，留下与《包身工》那样打动读者的控诉。他记录的是“她们床边有书籍、雪花膏、香水等，我替她们感到了幸福。”不客气地说，当记者的良知遭遇了强权的约束的时候，会打折。

　　文学家都是煽情高手，而且相互学习如何煽情。而经济学家却强调理性，而且相互指责对手缺乏理性导致的人祸。结果文学家获得了习惯于感性思维的读者的支持，经济学却只能得到拥有足够理性的读者的支持。不幸的是：后者只有前者的N分之一。美国的经济学家钱德勒写的《看的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论证了现代大型联合企业的诞生乃是市场和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管理协调的“看的见的手”比亚当•斯密的市场协调的“看不见的手”更能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经理阶层支配”是现代工商企业的本质。而该书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非常详细地介绍了美国的“枕木”发展的历史，结论是——美国：经理式资本主义的策源地。但是按照文学家的描述，结论却是这些经理们踏着枕木下的尸首发财。

　　当读者成为作者的时候，夏衍先生的艺术手法就开始成为这些作者的艺术手法。文学性思维既是作者的同时也是读者的思维方式。作者采用的形容词越煽情，越容易吸引读者的眼球。当下，“血汗工厂”大概就是最符合夏衍标准的新概念。大多数描写“血汗工厂”的文本，都可以从中找到《包身工》的叙述痕迹。

　　对于所有对“血汗工厂”的控诉，我个人的判断方式是：1、无论是老板、记者、工人、管理人员，每个人都是理性人，都是在约束条件下，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作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2、每个人都面临着来自同行的竞争压力，所有的反应都是基于该压力的反应；3、每个人是否都拥有选择的自由。4、保障其权益的制度是否公正。5、谁在增加工人们的收入水平？是老板还是政府官员还是记者？

　　“包身工”在夏衍的眼里，是被管理人员欺骗了。但当我们了解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业还处于由老天爷的不确定性所作弄的时候，这种卖身契约其实是对包身工们延长生命的最有利的选择。更简单地说：如果夏衍先生自己就处于那些女孩的境遇下，他/她也会作出签约的选择。是的，历史已经证明，缺少保障权益的制度是导致包身工们悲惨境遇的原因。所以，正解是建立保障工人权益的制度，而不是打倒资本家。只要没有由工人自己做主的工会制度，无论谁当资本家，都会无休止地压榨。作家们如果当了资本家，其行为方式将与他们所谴责的老板们一样一样。其实，正是血汗农村的客观存在才导致了血汗工厂的存在。当她们在农村付出了同样的血汗却还不能获得工厂的收入，进入工厂是她们的最优选择。

　　其实，只有投资上升才会有就业机会的上升，才会有工资水平的上升。如果投资减少了，就业机会就会减少，工资水平就无法提升。中国和日本居民收入水平的差异源于投资水平的差异。而不是源于日本的老板比中国的老板更有善心。更不是源于日本的记者比中国的记者有更多的义愤填膺。

　　基本上，任何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最大的地方在那里。包身工们的悲惨不在于签定了卖身契约，而在于没有组织工会维护自己的权益的自由、在于没有退出游戏的自由，在于没有自由表达的自由。血汗工厂的工人的悲惨不在于他们进入了血汗工厂，不在于没有退出游戏的自由，而在于没有独立的工会组织维护他们的权益的自由，在于他们没有在媒体上自由表达的自由。在于他们只有被代表的自由，没有自己代表自己的自由。

　　我不愿意在记者的“良知”上打赌，虽然南都报前主编程宜中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公共知识分子，但我更加信任制度对记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力。记者报道的客观公正来自读者的苛求和报社间、记者间竞争的激烈程度而不仅仅是看不见的“良知”。当记者们的自由受到“看不见”和“看的见”的手制约的时候，在他们的“良知”上打赌，十赌九输。

　　老板、记者、工人、管理人员，每个人都是利己主义者，从而是机会主义者。问题不产生于他们的利己行为，而产生于利己的过程中损人。约束这种机会主义的方式，是维护每个人权益的制度。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老板们不是，记者们不是，我也不是。建立维护权益的制度，才是可以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