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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诠释西汉列侯出行制度，已移送实验室修复“真容”
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考古发现公布后，引发市民广泛关注。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1万余件文物中，有不少珍稀罕见的物品。其中出土的五铢钱、青铜火锅、编钟、鎏金马车等，都形象地再现了西汉时期高等级贵族的生活，也证明了墓主身份的高贵和显赫。昨日，记者从省文物部门获悉，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理，此前在西汉海昏侯墓主墓甬道中发现的两辆偶乐车，被证实一辆配有1件錞于和4件青铜铙，一辆配有建鼓。这印证了文献上关于先秦乐车上錞于、铙与建鼓搭配组合的记载，是中国汉代考古的首次发现。同时，墓中出土的10余吨五铢钱很可能产自南昌本地。
海昏侯墓中出土偶乐车
据介绍，西汉海昏侯墓墓穴坐北朝南，墓穴内建有面积达400平方米的方形木结构椁室。椁室由甬道、东西车库、回廊形藏閤、主椁室构成。
“甬道按功能区分主要为乐车库。甬道东、西两侧为车马库。甬道中发现金车和鼓车组成的偶乐车，说明西汉时期列侯出行时有乐车在前方。”海昏侯墓考古发掘专家组组长、著名秦汉考古学家信立祥介绍说，按照汉代“视死如生”的葬俗，整个墓穴的南面有望揭示当时列侯的出行制度。这种出行制度与先秦时期的军乐有关。古代战场实行“击鼓进军，鸣金收兵”的制度，以此推测海昏侯生前出行时，鼓车响起时车队前行，一旦鸣金则车队停止。
据悉，考古队员最先发现的是载有錞于和铙的金车。但专家组研究后认为，根据“有錞于必有鼓”的文献记载，附近应该还有一架鼓车。于是，考古队员在淤泥中继续寻找，发现了零碎的建鼓残片。
“这些残片被地下水冲得很零散。如果没有事先对器物组合的了解和预判，极有可能被当成破木片处理，导致后期无法还原展示。”西汉海昏侯墓考古领队杨军说。
偶乐车诠释西汉列侯出行制度
记者看到，甬道处发现的两架乐车均为模型车，但乐车上的青铜錞于、青铜铙、建鼓都是可以使用的。其中，马头部分缺失，其他构建还包括伞架，根据痕迹可判断伞面很大，能覆盖住整个车厢。目前，两架乐车都已移送至实验室等待修复“真容”。
考古专家认为，甬道中出土的鼓车和金车以及东西车库出土的偶车马应该是列侯车輿制度中的导车和从车，海昏侯的实用车辆则埋葬在主墓西侧的车马坑之中，目前已发现五辆实用车。
据信立祥介绍，根据山东孝堂山石祠中《大王车出行图》的描绘，大王车的前方车辆为鼓车，明显不同于西汉“金车、鼓车并用”的制度。因此，海昏侯墓中发现的真车马和偶车马，为西汉列侯的车輿、出行制度作了全新的诠释。
10余吨五铢钱可能产自南昌本地
同时，记者了解到，西汉海昏侯墓北藏閤钱库出土有10余吨五铢钱，约有200万枚，按汉制换算相当于现在的约50公斤黄金。这批五铢钱分为3类，大致推断为汉武帝时期、昭帝时期和宣帝时期。钱币上“五铢”二字虽都是小篆，但字形上却有明显差异。其中早期的“五”字中间部分笔画较直，晚期有弧度；早期“金”字上的三角部分比较大，晚期比较小。
这些五铢钱让考古人员成功获得了汉代铜钱以1000文作为一个基础单位的重要信息，“中国古代‘千文一贯’钱币校量制度的史料文献记载可追溯到宋代。”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组长信立祥说，这一发现将以1000文铜钱为一贯的校量制度向前推了1000余年。据介绍，一般墓葬中发现几十枚、几百枚就不错了，这样大规模的并不多见。“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是中国首次以考古方式，证明唐宋以来以1000文铜钱为一贯的校量制度最早起源于西汉。”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五铢钱很可能产自南昌本地，因为早在汉初，南昌就已经逐步成为了全国最大的一处铜币生产基地。《史记·吴王濞列传》中写道，汉初吴王刘濞曾在豫章郡（今南昌）开采铜矿，“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作为吴国属地的豫章郡产铜，吴王刘濞手握资源，招致天下众多的亡命之徒，盗铸铜钱。宋代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写道，相传吴王刘濞的铸钱场所在豫章郡铜山（今南昌城郊西山一带），“铸钱之山，时有夜光，遥望如火，以为铜之精光”，其盛况由此可见一斑。正是在吴王的大力开发和经营下，豫章铜山逐步成为全国最大的一处铜币生产基地。
实际上，近年来江西考古发掘的大批汉墓中都出土有数量不等的铜钱，而且有十余个市县曾发现过钱币窖藏，窖藏钱币的数量从数公斤至数百公斤不等，其中有大量的汉代钱币，这正表明了当时钱币铸造数量之大。由此可以看出，海昏侯墓内出土的铜钱，极有可能产自南昌本地。专家表示，在后续的考古研究中，他们会结合出土的竹简和木牍等文物，寻找相关线索。
记者 周西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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