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特稿·第1097期

  女人三十

  很难统计北京这座拥有2010.7万常驻人口的超大都市里,多少女性正迎来而立之年。时间消逝在键盘敲击声里、地铁轰鸣声里、音乐节奏声里、高跟鞋亲吻地面的哒哒声里——其中的一些脚后跟贴着创可贴,因为要走很长的路。

  她们很可能属于中国最初也是最后一批独生子女,她们的父辈正在老去。

  调查报告显示,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正处于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她们同时面对着一个残酷的婚恋市场。有“红娘”机构对女性客户实行阶梯收费,年龄越高收费越高。而男性客户的收费不受年龄影响。

  30岁是个坎儿,32岁的北漂张宁宁从小听这句话。

  张宁宁来北京13年,工资增加了4倍多,历经7任老板,前4个挑了她,后3个她选的人家。单身,她有一次几乎要结婚,也有一次失恋后,整个人“破碎”得差点站不起来。她的微信通讯录膨胀着3200人,能聊心事的朋友一只手能数得过来。她仍买不起房。

  她尝过这座城市给的糖,也领教过它的残酷。她有所积累,却还期待更多。这座城市里有无数个她,徘徊在立与不立之间。

  潮头与潮尾

  张宁宁每天早上摇晃12站地铁到达公司,夜里有时会加班到11点。成都的父母即将入睡的钟点,海淀区写字楼灯火通明,手机应用约车回家惯常要等上40分钟,最多一次时,显示83人正在排队等一辆车。

  西北三环向外辐射是互联网公司的主要地界,合并和分裂的板块剧变在楼宇间悄然发生,有人融资千万元,也有人失败自杀。她隐身在轰鸣产业链条里。

  每隔数月会有一次大活动,她需要在两天内询问至少400人“亲在吗”,并用尽可能私人化的寒暄和微信表情包裹住重复百遍的公事公办。通讯录的3200个人名里备注着职位、公司、相遇的地点、时间——这是个过分热闹的圈子,不这么做根本记不住谁是谁。

  她“变得很糙”。粗暴的感叹词时刻挂在嘴边,骂骂咧咧地敲下上万字的总结,徒手搬运一箱箱物料,挽起袖子为突然出现的危机熬夜加班。

  她知道聊天界面不断提示的新问候里哪些可以交朋友,哪些是单纯来敲竹杠的,可以轻描淡写地打发了。

  她算是圈内人了,会面对朋友圈疯转的产业风云露出“我早就知道点儿了”的笑容,但也只限于知道一点儿而已。

  笨拙适应的岁月早已过去。19岁时,张宁宁孤身一人来北京投奔表哥。她报名参加了北京一所著名高校的成人自考本科,住进了学校边上一个8人小单间。这个成都姑娘高考被调剂到了家乡一所二本院校的路桥设计专业。她没兴趣,干脆放弃了。

  她总觉得自己属于一个更大的世界。2007年,整个北京都在期待即将到来的奥运会,条条大街严整以待,写有“Welcome”的横幅垂下来,成团成簇的花朵摆上去。张宁宁找到了第一份工作,税前4000元的月工资。

  在筒子楼出租屋阴暗过道和写字楼投下的巨大阴影里,在谢天笑的摇滚演唱会和Excel报表间,张宁宁怀着“试试看好不好玩”的心态迅速成长为靠谱的职场人。

  她在大小公司间跳跃,寻找着更好的机会,甚至在一家体制内单位的业务部门里短暂停留过。这段经历在后来的求职面试中差点不利于她。面试官认为,经历过市场还贪图稳定,是一种严重的不思进取。

  时有巧遇,这份工作中结识的朋友成了下份工作的老板。她也错失过风口。2010年,一家小网站招人,张宁宁入选了。那时的男朋友劝服了她,“太辛苦,看不清前景”。同去面试的女性好友则选择留在那里。

  后来8年间,这家“看不清前景”的小网站迅速发展成中国原创视频网站执牛耳者,引领了一个流媒体时代,又在巨头并进的付费视频网站斗争中渐渐失势,被当时的强者收购,收购者继而式微被更强者收购。那个留下的女孩以多倍速成长,升任中层,风景看尽,又跟随原团队成员再次创业,依旧辛苦、前景不明。

  张宁宁现在的公司最近的一轮融资金额巨大,不断有新业务展开。她们团队的成员则把“这家破公司也许明天就倒了”挂在嘴边,权作调侃。她们不避讳谈论失败,公司生生死死,而人只不过换个地方,永远学习,永远向上走。再剧烈的风云变幻,也不过转变成日复一日的繁琐工作。

  年龄在这里概念模糊,人人都有一张年轻的脸,时刻被期待精力无穷。与张宁宁并肩工作的同事中不少95后,年龄最小的刚刚大学毕业。她和照片中20岁的自己相比变化不大,瘦削,黑直发不做打理,T恤上有卡通图案,牛仔裤、运动鞋。互联网公司自傲于扁平化管理,部门有时像个学生社团,领导和下属互称“小伙伴”,互发“魔性”表情包哈哈大笑。

  这个圈子崇拜青春,最热的标签从80后变成00后仅花了5年。

  可能性与安全感

  张宁宁的30岁不会拖延到来。20岁时,她觉得30岁无比遥远。如今32岁了,她却感觉20岁仿佛就在昨天。

  她能感觉到体力上和20岁同事们的差距,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害怕风吹日晒,害怕路太远,一不小心熬了一夜,三天都睡不回来。”

  心态也有微妙的变化。团队的小姑娘一次直愣愣地指出其他组的问题,结果承担了修正的任务。张宁宁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不拐弯、爱表现、想尽办法多付出一点点,让人群里的自己被看见。她如今绕着麻烦走,“佛系”,讲界限——工作和生活分开,自己该做的和他人在做的分开。

  她依旧繁忙,脚下浪潮不倦向前,人不进步就是倒退。但某种疏离感正在生长,她与周围飞速变化的一切保持着相对静止,像浪潮上的浮岛。

  产业发展的荣光和她从未真正相关。13年里,北京市的平均工资翻了一番,四环内的平均房价涨了10倍不止。细算起来,张宁宁距在北京拥有自己的房子最近时,还是初来乍到工资最低的时候。

  19岁时在北京站的人潮里,张宁宁以为自己终于抵达了想要的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留在老家的高中同学纷纷结婚生子,大部分一直干着同一份工作,日子缓慢而幸福,“一眼能望到头。”

  如今,北京这些一眼望不到头的可能性让32岁的张宁宁有些迷惘。她不知道再过几年公司还会不会在,自己又在哪里,是不是还有精力拼下去。

  她担心自己挣到顶了。

  2017年年初,一家著名技术企业被曝裁了一批45岁以上的员工,“清理”了34岁以上的交付工程维护人员,将他们转岗、分流。这家企业度过了30岁的生日,急于在激烈竞争中吸收新鲜血液,维持青春。

  而立之年,女性处境更加艰难。一家招聘网站2017年、2018年连续两年针对职场女性展开大规模调查报告。报告提到,30到34岁的女性处于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但其中四分之一感到比较或非常严重的性别歧视。女性整体收入比男性少22%;升上管理层的女性比例远低于男性,72%的被访者表示自己的直属领导为男性。

  调查显示,这个年龄段未婚孕女子感受到的歧视最为严重。

  张宁宁的屁股搭上过一只不怀好意的手。她上一份工作在一家小型公关公司,待遇不错,同事和睦。公司的一位男领导一次和她共同外出办事,途径小巷,那位平常和善厚道的已婚男士探出了手。

  张宁宁有些不敢相信地弹开了,骂了句脏话。第二天,她就杀到人力资源办公室,要求严惩。

  手的主人最终遭到了一次严肃的警告处理,扣了奖金,可仍留在公司——他是联合创始人,公司不可能开除他。领导层当天找到张宁宁,表达了对这类事件严惩不贷的态度,并恳请她不要张扬此事,出于“对她个人名誉和公司声誉的保护”。

  在不张扬的空气里,这条新闻传遍了全公司。道完歉,那位手不安分的领导开始处处给她“小鞋”穿。公司领导层建议帮她换组。

  “得了,也别给你们添麻烦啦。”这名火爆脾气的受害者最终自己离开了。

  有与没有

  陈小河领教过职场刻意轻描淡写的不友好,体面之下内伤累累。

  1988年出生的陈小河硕士毕业于北京一所名牌大学,皮肤白皙,长发大眼。她在一家投资机构工作时,公司领导总期待她能主动承担一些服务性的琐碎工作,却不对男下属有同样的要求。他露骨地评价陈小河的美貌,并暗示她要多与客户们“接触接触”。

  这个外地姑娘在28岁时艰难地换了工作。她不止一次在求职面试时被询问是否有结婚生子的计划。“公司看你年龄差不多了,担心没干几天就生孩子去了,太不值。”

  她最终做了金融记者。战场没变,金融街的玻璃墙如丛林,国贸地下通道如迷宫。这些是北京税收增长最快的地区,橱窗里一份甜点售价百元上下,硕大招牌间的操作涉及金额带着一时难以数清的零。

  带她的“前辈”比她小,同龄的同事已经在这行耕耘多年,她奋力追赶。

  换了行当,她仍旧常常被教育搞好人际关系,和领导套好近乎,周围人的努力也不完全是出于对这一行的热爱。

  她常常思念学校,想回到那个单纯的环境里再扎扎实实学几年新东西,换个方向。可她舍不得学习的时间成本——哪家公司愿意要一个过了30岁的女性新人呢?

  换工作后,收入不如以往,但陈小河觉得自己好像快乐了一点。第一次在文章后看到自己的名字时有种奇妙的感觉:轻飘飘的三个小字,表明那是属于她的成就,谁也无法冒领。

  新闻是她少年时代就憧憬的工作,陈小河最终决定相信一切折腾都是值得的。她的30岁生日在北京一家顶楼餐厅里庆祝度过,蛋糕烛火下,车流灯光迷离一片。第二天睁眼没感觉到比昨天的自己成熟多少,顶着因宿醉而嗡嗡作响的脑袋,赶去某个发布会。

  她仍忍不住左顾右盼,惦记着某个同学升职加薪,羡慕某个同学创业了年薪百万。奋斗似乎永远没有顶,总有人在更充满希望的领域里。而前辈告诉她,行业受限,资历增长她的薪资水平也不会有太大变化。

  她不觉得自己算是执着于物质的人。在北京这些年,她逐渐有能力拥有越来越贵的名牌包包,也没磨灭对便宜帆布袋子的热爱。混着背,都挺美。

  “可我总是忍不住在比。”她说,“别人有的我没有,是不是就代表我比她们差?”

  爱情与面包

  陈小河上一次哭是某个工作日,她连着跑了3个活动,回家跌进沙发泪流满面。那完全是生理性的泪水,“太累了”,身体在抗议,内心则没有一丝波澜。

  这个年龄再难为爱情落泪。她只记得大学毕业季和那时的男友分手,在宿舍的被子里压抑着呜咽。

  根据一家婚恋网站发布的《2018单身女性调查报告》,受访单身女性认为理想的晚婚年龄是27岁到30岁。对她们而言,30岁后的每一次日出,都是理想迟到的计数。

  “对女性来说,30岁肯定是一个坎儿。”北京一家“红娘”机构创始人范阳君说。不到25岁的女性客户在寻找伴侣时有相当优势,过了35岁则困难重重。30岁上下的女性位于希望与绝望间。

  年龄匹配的“优质男性”大多结婚了,还留在感情市场上的怀着和同年龄女性完全不同的心态。30岁上下未婚,女性客户多追求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男性客户则大多计划“多玩两年”。“无论在职场上还是在社会生活中,很多男性体会不到女性感受到的那种年龄带来的社会压力。他们正值盛年,不觉得着急。”

  张宁宁遭遇过一位创业新贵不加掩饰的提议:做我的情人吧,不结婚,我不干涉你的事业,你不干涉我的家庭。她果断拒绝了,对他的坦荡甚至生出几分敬意,只是再无法直视这位已婚男士朋友圈骄傲晒出的孩子照片。

  她在27岁那年失去了相恋5年的男友。婚期都定了,对方劈腿了。这次惨烈的失恋逼她重启了人生。她怀疑在那个路口婚姻的可能被错过了,再难回头。

  “其实我们就是太挑啊。”张宁宁笑了。她觉得自己想要的太多,要条件相当,还要感觉投缘。

  29岁最后一天,张宁宁本该赴一场生日宴,有个“差不多合适”的男人在那里等待。“去了就应该在一起了”,习惯牛仔裤的她甚至换了条裙子以示决心。过景山公园,4月春光漫过红墙来,她突然不想继续走,跳下车,扎进花海里玩去了。

  陈小河咬紧牙关:不能将就。她等了太久了,“不是找不到”,只是“想确定对的那一个”。可城市偌大,那个人却不知何处。

  她毕业后最长的一段感情持续了3年。对方是父母介绍的,“算是门当户对”,两个人明确奔着结婚去。她在开端时就隐隐感到了不对,压了下去,直到生活态度的矛盾逐渐恶化为纠缠每个细节的争吵。

  “年龄越长的男性,反而越偏爱年龄小的女性。”范阳君说。很多年过30岁的男客户会直接要求30岁以下的伴侣。反而是年龄小于25岁的男性不介意和姐姐们试一试,能接受的年龄差一般也不会特别大。

  陈小河也接触过比自己小几岁的“小鲜肉”。但这场姐弟恋情并未如热播韩剧《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一般浪漫展开。男生“太幼稚”,老爱拉着加完班疲惫不堪的她打电子游戏。她则太轻易识破小朋友的“撩妹”伎俩,不忍心拆穿,不得不配合表演。最终,陈小河提出了分手,“我还是别祸害你了吧”。

  30岁的倒计时悬在寻找伴侣的愿望上。一些临近三十的女性缺少安全感,会着急要求“红娘”多提供一些备选,恨不得几天见一位,只怕错过。而另一些女性则分外谨慎,她们经济独立,不想为一个随便挑选的男人降低原来的生活水准。

  出生于1989年的王玫计划在30岁那年结婚。

  王玫和三里屯见证了彼此最蒸蒸日上的时代。这片北京东城临近诸多驻华使馆的地界曾以先锋酒吧和鱼龙混杂的“小脏街”著名,于2008年接受了地产项目48亿元人民币的洗礼。王玫在2013年回国,加入到这场变化中。

  王玫是北京土著,含着金钥匙长大,比同龄女孩见过更多选项。妈妈在股灾中痛失千万元,她安抚妈妈:“您只当给我买了套房,我没去住。”

  她“爱自由”,高中毕业后去美国洛杉矶大学读一个排名靠前的专业,待了两年觉得考试太多不开心,又折腾去英国念了几年书,父母也只有微笑支持。

  她觉得这辈子已经“毫无保留地爱过一个人”了。那是她在英国读书时的同学,两人闪婚,她相信就此要相夫教子幸福一生,日日早起准备好饭,苹果削皮,酸奶插好吸管。她几乎负担了家庭生活的全部开销,并不吝砸钱帮他开品牌鞋店。

  这可能反给男方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离婚”终于出现在越来越频繁的争吵里。王玫没当真,随意装了点衣服拖箱子就走,“想吓吓他”。走到门口,丈夫说:“你把钥匙和门卡留下吧。”

  那一刻,她明白了,她心死了。

  如今的王玫习惯着西装外套、嘴唇鲜红,经营着一家在周二晚上仍近满座的女性主题酒吧。从窗口望去,明亮橱窗闪耀着国际品牌的奢侈品,形形色色的人拍照、花钱、找乐子、找爱情。她熟悉这片摩登热土的古老规矩,要贩卖快乐,得打点上下,广交朋友,托对人才能办成事儿,不能“抬着猪头找不到山门”。

  谈起要嫁的那个男人,除了爱她以外,王玫说最重要的一点是与她“门当户对”。

  她不缺钱,也没兴趣要他的钱。但她越来越坚信,财富要吸引对等的财富才能发展,“老道理要听,老话要信”。

  同样生于1989年的严秋爽在30岁来临前夕,决定与丈夫分居。

  严秋爽和丈夫结婚3年,“皮革婚”,“开始有点韧性了”。 内蒙古姑娘严秋爽眉眼带笑、丰满,从本地一所大学毕业后来了北京,供职于一家大型国有乳业企业,在那里认识了丈夫。她骨子里浪漫,丈夫求了两次婚她都嫌不够气氛,没答应。第三次求婚被安排在世贸天阶,那里有一条30米大屏幕走廊。

  那场浪漫相当混乱。丈夫白天参加了一场培训从城郊赶来,满头大汗。花朵不成束,助威的同事一人几朵抓着。路人惊呼中,大屏幕上出现了严秋爽的脸,配文“你愿意嫁给我吗?”

  他们还有一辈子要一起过,但“天幕”只能给30秒——它日程繁忙,预约好的时段不容商量。

  婚后他们一天也没有分开过。两人相继辞职共同创业,在东五环外的通州区租下一个小别墅,为团队建设、同学聚会这类活动提供场地娱乐服务。房子从一片破败到宾客盈门,两人从负债到年收入40万元。

  他们在河北燕郊买了房。那是许多在京工作白领的经济选择,严秋爽一个人时在那住过,每天早上6点不到起床,踩着高跟鞋,夹在为子女排队的老人中间挤上公车,到公司才化妆吃饭。如今,夫妻俩开车通勤。车也是他们真正意义上的交流空间,讨论生意和未来。不在路上时两人反而不太说话,各自盯着手机。

  分居一段时间的计划也是在车上拟定的。丈夫留在家里,体会难得的自由,以期在重聚时更加珍惜婚姻。严秋爽则暂住在三元桥处的亲戚家里。

  爱情甜蜜,她却越来越不安。创业初,她是两人中开疆拓土的那个,提供点子,负责谈判和拍板。慢慢地,丈夫越来越成熟,她则乐得自家男人走到台前,自己退居二线。“我的进步不如他快了。”

  这次分开,她计划花一年时间考察一个潜在的新项目,重聚时开启。她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减肥,请了私教,三餐的肉类只吃水煮鸡胸和蒸熟的金枪鱼。“女人仿佛总是这样”,新态度要从减肥开始。

  “我要找找我自己了。”严秋爽说。

  一代又一代

  张宁宁目前最大的焦虑之一来自卵子。

  “卵子也是有保质期的,‘出厂’20年和‘出厂’35年的卵子质量是不一样的。”她惊恐地引用了一篇科普文章。

  张宁宁担心自己迟迟遇不到对的人,而卵子正在慢慢过期。这也是父母的焦虑,他们见缝插针地催促女儿安定下来。夫妻俩就这么一个孩子,自由放养。如今双双退休,爸爸偶尔钓鱼,还在顶楼养着一笼鸽子。

  父母爱情带有那个时代的中国特色。年轻时的父亲在母亲工作的厂子大门口等她下班,穿着绿色军雨衣,在雨里一站几个小时也不好意思上去。女孩在窗口观察,只觉得这男孩羞涩可爱。

  “现在的爱情要是也那么简单就好了。”张宁宁有点羡慕。她不太和家里人聊自己的生活,只是每天在一家三口的微信群里发自己在食堂的饭菜。父母有种单纯信仰——饭吃好了,就说明过得不错。

  严秋爽婚后一直不敢要小孩, “责任太大了,你要负责孩子的整个一生啊。”

  她觉得这可能与自己的独生子女身份有关, “老觉得自己还没长大”。她似乎总是过着有今天没明天的生活,不管工资3000元还是3万元都是“月光”,“也不知道怎么花完的”,拥有太多,想要更多。

  她计算了一下,即使生育在公立医院,孩子请月嫂每月支付6000元,学步车、婴儿床动辄上万元,如果母乳不足进口奶粉也是一笔巨大的花销。更不提未来的幼儿园、小学学费和无尽的兴趣班。

  迟疑间,家乡的父母开始老了。严秋爽千挑万选给爸妈买了医疗保险,仍止不住担心。

  陈小河的父亲去年大病一场,来北京做了手术。目送爸爸被推进手术室,几米路似乎走了很久,她感到从未体会过的恐惧和心酸。

  她握着母亲的手在手术室门口等待,感觉与她心意相连,胸中翻滚,没有眼泪。终于,医生走出来宣布一切顺利。母亲含着泪说了句让她难以忘怀的话:“你看,你得赶紧找个人嫁了啊。”

  “所有情绪瞬间‘哐唧’没有了!”陈小河算是服气了。她发现,只要自己还没结婚生子,在母亲那里就算是失败的。

  王玫心中的成功则是一个终结:年老的她坐在摇椅上,回顾自己的一生。一开始她以为旁边的摇椅上会有一个男人,像《最浪漫的事》里那样。现在她觉得只有自己也足够,无论那时自己更加富裕还是已然破产。

  她觉得自己再难奢望父辈那样的积累效率。那个高楼破土的年代,她认识的一个叔叔小学没毕业,曾连结婚彩礼的自行车都出不起,却靠往来北京河北间倒卖建筑材料发迹,每周用麻袋装钞票回家。

  这个曾经叛逆的富家女发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正变成母亲。母亲看中父亲对女儿的宠爱,当然还有他坚实的物质基础——“那是种爱的能力”。两人携手半生,不再有第二个孩子。王玫已经开始理解母亲的智慧信条。

  “女人啊,要学会示弱。”三里屯“玫姐”酒至微醺,用开玩笑的语气说。

  比起父母,同龄的女性朋友是陈小河在这个城市更信赖的依靠。她们隔一段时间相聚,彼此吐槽自己的人生。30岁的女人有的经历了离婚,有的则在婚姻小事中磨砺。

  “似乎是年纪到了。”陈小河最近总感觉一个人的出租屋太安静了,她考虑养一只狗。

  张宁宁曾有过两个无话不谈的女室友。但友谊终因一个男人而破裂。两个女室友在一家京味菜馆里互扔餐具,分道扬镳。房屋中介继而卷走了押金和剩下的租金消失了,张宁宁仓皇搬出。那场争斗后,她在自己衣服口袋里发现了一个完整的杯子,是那段时光最后的纪念。这个城市,人和人失散几乎日常发生。

  她如今一个人住在东城区胡同深处的老小区里。公司为每个员工提供了租房补贴,写字楼附近的房东于是每月顺势提价了。

  下班回家出地铁站或是下出租车后,走到出租屋需要经过一条小胡同,路灯暖黄,有时积雪,有时蝉鸣。两侧有晾晒的花棉被,还有老人精心打理的小菜圃,就像留在成都童年里的那个家。她说,整个城市里只有这段路,一天24小时只有这10分钟,是“真正属于自己的”。

  她在犹豫和一个男孩“试试”,对方在胡同尽头等待,两个人心里都不太确定。北京下起了4月里第一场小雨。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