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下午4点左右，在郑州一辆919公交车上，发生了一起老人猝死事件。据车上的目击乘客称，老人曾经因让座问题与一名小伙子发生了争执，并且动手打了小伙子四个耳光，小伙子并没有还手而是下车离开了。之后，老人并没有坐下，而是站在原地，情绪激动，后来突然倒地，经抢救无效死亡。据老人家属接受急救人员询问时称，老人患有心脏病。此报道一出，引发广大网友一片唏嘘和感叹：为了公交车上的一个小小座位，不但导致争执和暴力冲突，甚至导致打人的老人猝死，值吗？。

　　这样的社会问题，被各方错误地理解为是“社会公德”方面出了问题。而不少人嘴上的“道德”，就像是手电筒：只照他人，不照自己。公交车上弄一个“老弱病残孕专座”，也是在这种思维逻辑下解决问题的制度安排。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这种制度安排，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矛盾，相反，它还经常成为矛盾爆发的引信。

　　其实，要真正减少类似冲突，减少公交车(及火车)上的拥挤程度，都倚赖于更合理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必须能够刺激公交车及火车上的车次或座位增加。在现有的垄断条件下，公交公司根本没有增加车次和座位的激励。车子越拥挤，公交公司越赚钱。而且，车子经常拥挤到不给男女混乘预留保持基本道德的空间。所以，最不讲道德是公交公司，但是乘客们却在相互埋怨对方缺乏道德。

　　目前，各大城市的公交车上总是人满为患。拥挤是常态。对此乘客们的反应是争相比别人更早上车。因此他们不屑于排队，实际上他们比较了排队的收益(早上车更有机会寻找到空坐)和损失(晚上车可能导致上不去)。道德家们的反应是教育乘客们——要像日本等文明国家的乘客那样彬彬有礼，他们所能达到的最高效果是让乘客们“讲道德”，然后让他们拥挤并快乐着。而我的反应是：这里存在严重的短缺。我追求的最高效果是——改善制度，引入竞争机制解决短缺问题，让乘客们不拥挤并快乐着。

　　有人说，导致公交车拥挤的原因是中国人多车少。错。日本的人口密度甚至高于中国人口最密集的浙江省。但是日本和浙江的经济水平却高于中国的大部分省份。这是源于日本和浙江的经济制度绩效更高，可以更有效地刺激当地提高供给的能力。但是浙江的公交车制度与全国一样地被垄断着，因此公交车上与全国同样地拥挤。

　　“座位数量小于乘客数量”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短缺问题，从而是一个经济学问题。用经济学的眼光看它和解决它的思路则是：座位不足的原因是公交车产权不清晰和竞争不充分导致的——公交线路的私人经营以及竞争的加剧，会导致座位增加到每个乘客的屁股都得到相同程度的尊重。处于竞争中的私人车主愿意为每个乘客准备座位——无论其是否“男女老少残孕”，一律平等。

　　我们的文化主要是通过道德褒扬或谴责为手段，来解决短缺状态下的“排它”难题。用道德来配置物品的享用，当然有它自己的激励：它激励人们压缩自己的需求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前提。由于它将“短缺”的问题转化为“道德”问题，它绝不会激励出供给的增加。更有效的制度安排才会激励出更多供给的增加。只有座位供给有效增加了以后，所有的乘客都得到了公交公司同等的尊重，乘客之间才有条件礼貌有加。

　　相对于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而言，资源和产出总是显得短缺。因此，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利用资源，提升产出的能力，就成为考验人类智商和文明程度的标尺。对此，人类演化出了两种制度来解决短缺问题。一种是市场经济制度，另一种是计划经济制度。

　　市场经济制度被称为民主经济制度，这里钞票就是选票，竞争与过剩是常态。谁给你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更加物美价廉，谁获得的选票就更多，就更有资格和能力提供更多的产出。竞争刺激了利用资源的效率提高和产出的提高。所以市场经济制度导致“过剩”成为问题。什么地方出现“排队”的迹象，就会有消费者立刻变成生产者来增加该商品的供给。所以“排队”现象难得一见。不是日本人的“道德水平”高于中国人，而是日本的经济制度更有效，它刺激并提升了日本人利用资源的效率，从而提升了日本人的产出水平和收入水平。当乘客们“知道”过来的公交车上一般会有空座，还用的着争先恐后？

　　而计划经济则被称为官主经济制度。这里权力就是“安排”，垄断与短缺是常态。人们能够消费什么，消费多少，那些人有资格消费的问题，由官员决定。他们解决短缺的方式是将人分层，然后加强信息的不对称和道德宣传，将有限的产出按照行政级别进行“分配”。由于他们可以自己给自己“分配”更多，所以他们并不在意如何更有效地刺激产出增加。而是更在意如何更有效地维护垄断地位。“排队”是短缺的必然表现，所以非常普遍，“不排队”就被指责为缺德。

　　在短缺最严重的时期，漂亮姑娘选择对象会优先考虑两种人：官员和屠夫。选择后者可以让自己及亲戚彻底摆脱“吃肉”的不确定性。官方则树立了一些“道德楷模”，但由此也陷入了“经济－道德”的陷阱之中——压缩人们正常的欲望和需求来适应越来越小的生产能力——也许看起来更“道德”了，但是产出能力也越来越萎缩了——一双道德楷模的袜子穿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意味着，制袜女工要卖一双袜子给他，要等九年。

　　不要以为经济学者“不讲道德”。新制度经济学将“道德”放到“非正式制度——意识形态”的框架中正式进行研究。诺斯说：意识形态是寻求社会稳定性的灵丹妙药。没有哪个经济学者会反对提升社会公德，但我们更需要仔细地区分社会矛盾是由于物品短缺引起的还是由于公德短缺引起的。仓廪足而知礼节。礼节对于长期的饥民而言，是一种超过粮食的奢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