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

　　记者从市博物馆有关负责人处获悉

　　2020年6月22日

　　宜春中心城区高士南路平安路至朝阳路环岛段

　　（原红星路）K0+537-K0+546段

　　在进行正常土方开挖时发现大量城墙砖

　　经宜春市博物馆业务人员现场查看

　　初步推断为古城墙遗址

　　年代为晚唐五代

　　宜春市文广新旅局当场责令该区域暂停施工，对已暴露的城墙遗址进行回填保护；同时向省文化和旅游厅请示尽快组织专家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受省文化和旅游厅委派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了

　　宜春市高士南路古城墙遗址考古队

　　在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准后

　　从2020年11月16日开始了

　　为期两个月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

　　考古概况

　　考古学家经现场观察，发现道路西侧城墙遗迹保存较完整。从断面上可以看到城内、城外两侧的砖砌城墙都高达将近4米，宽约1米，内、外墙之间是宽达7米左右的土层。

　　相比之下，东侧城墙遗迹保存较差。从断面上看，外墙高1米左右，内墙高只有0.5米，土墩的高度也不过2米左右。

　　出土遗迹

　　高士南路西侧城墙

　　城墙基础总宽9.8米，残高坪面总宽8.3米，断面为内外壁砌砖、中间夯土的砖包土墙，呈上小下大的梯形。内、外壁的厚度下厚上薄，向上往内收分，最底层外壁砖墙厚 1.7米，内壁砖墙厚0.81米；最上层外壁砖墙厚0.9米，内壁砖墙厚1.1米。城墙外壁使用青砖错缝平砌，残高3.2米，共砌61层砖，发掘长度为底长5.64、顶长4.75米；城墙内壁使用白砖错缝平砌，残高3.9米，共砌49层砖，发掘长度为底长5.3、顶长3.5米。

　　在城墙外壁之外侧最底层（南侧）相距3.8米处，还发现有一道残墙。这道墙是用碎砖乱石做墙基，墙基宽1.89米，高1.5米；墙基上使用与城墙内壁一样的白砖错缝平铺砌筑白砖墙，墙壁宽2.5米，残高0.6米，见3-9层砖。这道砖墙不但高度不及上面介绍的城墙内、外壁，长度也很短，不到1米，里面已经被取土破坏。因此，目前暂时只能将这道墙看作是城墙外壁的护坡墙。

　　高士南路东侧城墙

　　东侧城墙的外壁（南壁）同样使用青砖错缝平砌，最底层城墙宽度也是9.8米，其中最底层城墙外壁厚1.81米，城墙内壁厚0.88米。外壁残高1.16米；城墙内壁（北壁）同样使用白砖错缝平砌，残高1.07米。内、外壁的厚度下厚上薄，向上往内收分，青、白砖的规格也同西侧城墙的城砖。不同的是，东侧城墙内、外壁上部都遭到了上层建筑遗迹的破坏，特别是外壁砖墙上面叠压有厚厚一层鹅卵石夹杂碎砖的墙体与地面，鹅卵石墙体之上还有一层只铺了三层砖的砖墙残迹，也就是说，这里至少存在三个时代的墙基遗迹。

　　除了城墙的墙砖之外

　　此次发掘出土的遗物非常少

　　加起来有28片陶、瓷片

　　没有发现铜钱与金属工具

　　发掘西侧城墙时，在与城墙墙基成水平面的路基剖面上发现1件青瓷片，其时代特征对判断城墙的始建年代有较大价值。最关键的是在外壁的路土堆积层中，发现了3片带支钉痕迹的青瓷片，其时代特征明显是晚唐五代时期。

　　发掘东侧城墙时，出土了几十片很碎的青花瓷片，这些青花瓷的时代特征为清末至民国。另外在城墙南壁外的夯土层中出土了一些陶瓷片，时代特征都在五代以前。在发掘之前的调查中，也在靠近高士南路的城墙横断面上的夯土底层采集到一件青瓷，时代特征为唐代青瓷。在城墙外面的鹅卵石地面上的层堆积中，出土了几件具有宋代吉州窑时代风格的黑釉瓷。

　　墙砖中比较有价值的主要是

　　带铭文印记的墙砖

　　可以分为以下4类

　　↓↓↓

　　一类是戳印“官”款的青砖：

　　共发现6件，5件砌在西侧城墙的外壁上，长42、宽20.5、厚5厘米。在砖的外侧面中间戳印一楷体“官”字，字体端正。砖色泛红，与周围的青砖形成鲜明对比，应是烧成时欠火候或还原气氛不够所致。

　　另1件是在东侧发掘区的外墙上，残长20.3、宽18.5—19、厚5厘米。在外侧面的一端戳印一楷体“官”字，字体端正。砖色泛青，断面呈炭黑色。

　　二类是戳印反“官”字款的青砖：

　　共发现26件，全部砌在西侧城墙的外壁上。长42、宽19.5—20.5、厚4.5—5厘米。在砖的侧面戳印一带椭圆形外框的反“官”字款。砖色都是青灰色。

　　三类是模印“官”字的白砖：

　　共2件，其中1件残长24.6、宽20.5、厚6.8—7.5厘米，两头厚薄不均，类似契形砖，在砖的侧面模印一个双框楷体“官”字款，字体端正；另1件残长22、宽19.6、厚6.4厘米，在砖的底面模印一个双框楷体“官□”字款，印款有些模糊，第2个字无法辨认。

　　四类是模印“南禅塔砖”铭记的白砖：

　　1件，残长27.5、宽18.5、厚5.8—6.3厘米，在白砖的底面模印一个带方框的“南禅塔砖”，印章斜置。

　　年代考证

　　考古学家推断，此处城墙年代为晚唐五代。其中最可靠依据就是西侧城墙外壁外面最下层的路土堆积层中只出土具有晚唐五代风格的青瓷器（带泥团支烧痕）；其次是在东侧城墙断面上可以明显看到外壁青砖墙之上还有两层不同材料的墙体叠压在其上面。最上面一层用一顺一丁砌法的白砖墙，其白砖规格与宜春市已发现的纪年宋代城砖规格一致，因此，可以判断这层是宋代城墙。这从其地面（鹅卵石）上的堆积中只出土带“记”字款的宋代青白瓷及具有宋代吉州窑风格的黑釉瓷，也可以得到印证。

　　另外，根据城墙砖上戳印与模印的“官”字款，也可以判断这些城墙砖的年代在唐宋时期。因为扬州等唐宋城址已经出土了不少类似的“官”字款城砖。根据扬州出土“官”字款的分期，戳印“官”字款，特别是戳印反文“官”字款的城砖，其年代一般属于唐代，而五代至北宋的“官”字款一般是用模印，并且常带有方框，这从宋代的“南禅塔”铭文砖也带有方框得到印证。因此，就从城墙砖上的“官”字款印法不一样，也可以推断出其时代分别属于晚唐、五代到宋代。

　　文献依据

　　根据对《正德袁州府志》《康熙袁州府志》《同治袁州府志》《道光宜春县志》《民国宜春县志》等不同时期绘制的府城（县城）图比较，其范围大小基本一致，位址较为固定，整个城市处于袁河南面，依水而建，东西稍长，南北较窄，略成长方形。袁州古城整个区域范围东至现在的明月南路；南到平安路；西临宜春南路；北旁秀江。面积大约1.5平方公里。袁州古城的城墙高耸雄伟，厚实坚固，素有“铜袁铁赣”之称。

　　宜春古城始筑于西汉，据明正德《袁州府志·城池》载：“按汉高祖五年，大将军灌婴定豫章郡，六年，令天下郡邑皆筑城。袁之有城，或始诸此。”

　　史籍记载，最初的宜春县城为夯土版筑的土城，以山丘为依托、以秀江为津要布局城池，但其具体位置、广袤几何及城门坐落均未见记载。

　　这一时期，有关城市营建工程的记载极少，仅有西汉时宜春侯刘成筑“五台”的记载。

　　西晋太康元年（280），宜春县更名宜阳县。此后三百多年间的城池变迁及营建，史书未见记载。

　　隋朝大业三年（607），宜春县署迁出州治，“移于州之东七里”，约今湛郎桥一带。由此直至南宋初，城池作为单独的州城，存在了450余年。

　　来源：记者徐宝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