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傅国涌一直致力于追寻民国传统，在《追寻失去的传统》中追寻“文人论证”的传统，在《文人的底气》中追寻“言论自由”的传统，在《大商 人》中追寻“企业家社会责任”的传统……这些传统大抵都植根于民国时代，植根于中国本土，傅国涌在故纸堆中希冀发掘出被腰斩、被遮蔽的那些优良传统，以期 在转型中国的阵痛中重新续接断裂的本土魂脉。时值中国本土律师发展一百周年，傅国涌再次从民国出发，追寻民国时代的律师传统。如果说，何帆主编的“燃灯 者”书系是在学习与借鉴美国律政传统；那么，傅国涌的《追寻律师的传统》则是追寻百年中国律师沧桑史，发掘本土律师的伟大传统。

　　当下中国处于转型时代，法治虽尚未建立，正义却不断被重提，这种尴尬的困惑是转型时代的必然窘境。作为正义代表的律师们，无论是从微博上，还是 从报端，尤其是近几年，风起云涌地参与着时代法治的进步事业。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出，当下的中国律师处境依旧十分尴尬，一方面需要顶着各级政府的强权压 制，一方面还需要面对当事人的各种纠纷。除此之外，司法尚未独立，公安的阻扰与法官的刁难，都给律师寻求正义带来必不可少的困境。从李庄案到北海律师事 件，再到最近的黎庆洪案，这些典型的案例中，足以显现时下的律师们所面临的各种困境。再者，中国律师这一职业在四九年后还曾遭遇断裂的历史境遇，直到八十 年代才逐渐恢复，三十年来的律师道路，在面对不公不义的现实之前，所遭遇的困境无疑值得审视。

　　中国本土律师出现的1912年，正值国家面临内忧外患之时，虽与传统时代有所不同的历史境遇，但依旧处于法治不健全甚至主权不健全的时代困境。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律师的出现一方面受到了外国律师的司法活动之影响，一方面又处于新旧交替的变革时代，在混乱时代里接受着外国的新事物。当然，民国初期 北洋政府虽然着手建立近代律师制度，但却将律师的自治权利纳入到国家行政权与司法权之中，给律师业的发展带来诸多的限制，律师的活动也遭受着政府的严密监 督和控制，使之难以成为一个可以与政府抗衡的团队，争取正义的道路也就注定着荆棘遍布。在职业主义与政治行为之间，在法治原则与民族救亡之间，民国律师依 旧无法建立上下统属的律师传统。毕竟，司法独立对政府权力构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威胁，必然遭受政府当局的阻扰与限制，何况还需面对外国强权的重重压力。

　　先天不足的律师制度，也注定着民国律师在追寻正义的时候遭受着各种压力，也给中国律师的传统带来特殊的色彩。但，律师本身代表正义，必然会对现 实的钳制发生必要的冲突。1930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要求上海律师公会重新办理申请和登记注册手续，上海律师公会就发出了“职业独立”和“保护人权”的正 义呐喊，以求律师职业脱离党派的控制。虽然也曾一度出现“以党治律”的特殊境遇，对律师实行入党的手段，但却依旧抵制着国民党的政治灌输和政治高压。当 然，正如书中所言，“像上海律师公会这样的自由职业团体的公共性和合法性有助于它避免被视为危险的、国民党想要镇压的政治性组织。在公共场域扮演一个政治 角色和被政府视为颠覆分子之间，上海律师公会谨慎地行走着。”所谓自由职业，正如当下的写作者一样，虽被成为自由撰稿人，但在受雇于各种现实境遇之下，自 由撰稿人当为不自由撰稿人，民国律师亦复如此。

　　在历史境遇与现实压力的缝隙中挣扎，注定着中国律师传统的不完整，但是，正如烽火之下也有太阳的光芒一样，民国的大律师们也上演着一代的律师范 儿。从书中内容的第二部分开始，傅国涌选编了几位民国律师和几次典型案例作为范本，呈现了党派统治之下的律师抗争的另一面，为中国律师传统发掘出闪烁的光 芒。1919年的五四风潮，刘崇佑曾两次出庭，为政府控告的报人和学生出庭辩护，即使最终以政府胜诉为结局，却因刘崇佑的辩护而大大削弱的官方的权威。据 夏晓虹的研究，在五四期间，所有被当局起诉、与学潮有关的案件中，都能够听到刘崇佑的声音，这无疑是民国律师不畏强权的正义象征。在民国所有案件中，最值 得注意的，当属“陈独秀案”与“七君子案”。在被“钦定”的“陈独秀案”中，与陈独秀政见不同的章士钊挺身而出，义务为其从法理、逻辑和事实等多方面辩 护，更提出了“政府不等于国家”、“反对国民党及其政府，并非反对国家”等震烁千古的至理名言。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社论《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 陈独秀及章士钊》予以反驳，混淆视听之时，章士钊则在《申报》发表《国民党与国家》一文予以重力回击，虽然章士钊的努力不能改变国民党的政治指控，但他却 维护了法律与律师的尊严，为法的精神注入了鲜活的魂脉。同样是政治案件的“七君子案”，庞大的律师阵容几乎囊括了中国律师界的灵魂人物，既有做过司法总 长、国会议员、大理院审判长的，也有大学法学院院长、上海和苏州的律师公会会长，仗义而来为他们辩护。针对起诉书对七君子“危害国家”的指控，律师团据理 力争，直言起诉书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体现了一代律师对法律尊严的捍卫与对历史功罪的正义辩护。最值得注意的是，“七君子案”中还有如史良这样的女律师， 在中国律师历史上无疑值得追寻。

　　但是，不得不说的是，这本追寻之作，依旧存在某些方面的不足。第一，选编的案件大部分为民国大案件，疏忽了为民请命的小案件；第二，既然要追寻 律师的传统，本书却只根植于民国时期，四九之后却不曾出现。对于后者不足的原因，或许大家都心知肚明，但序言出自张思之，算是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第二个不 足。在本土律师出现的百年之后，傅国涌发掘着历史研究中被忽略的律师传统，记录着律师行业的发展历程，展现典型个案的民国律师范儿，为中国律师招魂，对于 身处困境的当下律师无疑有着鼓舞精神的时代作用。在司法权尚未独立的转型社会里，在本身就缺乏法治精神的土地上，单方面的法治精神，难以支撑时代的重任， 法治的健全还需要多方面的开放与配合。不管怎样，斯人斯风，都在慰藉着当下及以后的中国律师和法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