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萧轶

　　在《流氓的盛宴》里，朱大可重新考究了“流氓”的含义，它不再是狭义上的含义，而是一个适应于我们时代的广义内涵的非贬义词汇。在朱大可的话语体系中，“流氓”并非《现代汉语词典》那般仅仅指向违法乱纪之人，而是拥有身份危机、异乡情结和精神焦虑三种识别标记的个体，流氓意识形态以异乡情结、焦虑心理和翻盘立场为精神特征：一，由于灾难、战乱等不可抗拒的因素而被动丧失家园、土地、单位、地位和身份或因新生活目标而出走以寻求更理想之身份，现代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更加凸显了身份、角色与话语的全面转型，灵魂与肉体先后不可阻挡地显现了流氓性；二，由于与故乡、土地的长期分离而成为异乡人，在游走、漂流与迁徙中保持了异乡情结，而又没能在新的生存空间重构精神家园；三，身份在焦虑之下逐渐被丧失，家园崩溃或离乡运动所导致的身份尴尬最终迎来精神的焦虑。

　　为故乡立传

　　按照朱大可的话语体系来说，在农村凋敝状况之下，去乡进城的乡下人就是“新时代的流氓”，而江子笔下的“后乡村时代纪事”《田园将芜》就是我们时代的“流氓的盛宴”。最近有两本新书都指向去乡进城运动的“流氓的盛宴”，很凑巧的是，两位作者都是江西农村出来的，所书写的对象也都是江西的农村：张柠的《土地的黄昏》从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等角度对中国乡土的微观权力与经验冲突进行剖析，而江子的《田园将芜》则以琐碎化的散文纪事来记录乡土社会的凋敝与乡民生存的境遇，但都是在整理与叙述“土地的黄昏”。

　　江子承认：“很多年前，我曾经以十分肉麻的抒情文字歌咏过她，让人误以为那是一个类似于世外桃源的人间福地，宜于孕育健康的人性和诗情画意。现在我承认那完全是我少年时期的虚荣心作祟和被当时诗坛流行的风气弄坏了脑子。”在江子这句愤懑的话语背后，潜藏的是故土凋敝的严重性，也可以看出江子重新审视了当年写下的浪漫篇章。乡村在经历了现代史上的半殖民地化、社会主义改造和近三十年来的工业化革命与城镇化运动之后，乡村的内部结构与外部面貌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中国社会对乡村的剥夺从没有停止过，大集体时代的工业化与原始积累通过剪刀差对乡村进行剥夺，改革开放之后的城镇化运动再一次对乡村进行剥削，户籍制度让去乡进城的个体形成身份尴尬的群体，他们既不想回到乡村去，又没能完成城市人的身份转型。

　　在这种尴尬的身份变迁中，留守乡村与进城求生的人们不断在游离状态之下被迫迎接突兀而至的各种冲突。江子的“后乡村时代纪事”，便是记录故乡的社会变迁与身份冲突，让挥之不去的乡愁化作纸上的悲壮历史：“事情的真相是，哪里资源短缺、土地贫瘠，生存逼迫下的繁重的体力劳动使乡村们体力严重透支，贫穷导致的节衣缩食的生活习惯使他们个个营养不良，恶劣的生活环境让病菌肆无忌惮地衍生繁殖，贫乏的医疗条件又导致他们患了病得不到良好的救治。故乡，因此成为一张巨大的病床。”

　　人人都可以是自己的历史学家，人人都可以通过口述或写作来记录自己或他人的历史，江子重新用脚丈量故土，以文字记录被正史所遗忘的个体历史，通过生活故事的场景或个体历史的片段来展示现代化过程中真实的乡村。在《田园将芜》中，江子通过叙述个体的琐碎小事来反映乡土变迁之下的个体历史，从而组合成一部对乡土进行真实记录的故乡“野史记”。

　　乡愁何所托？

　　乡村与城市一直是生活想象的天平两端。进城的人想回到乡村生活中去，乡下的人却一心想获得城市人的身份。在进城与返乡的辗转之下，江子的乡亲们迎来了各种生活的悲剧： 河清大嫂死在家里几天后才被发现，尸体腐烂在稻田里的刘武汉，患病而没能得到救治的各位乡亲，工地上失足摔死的曾群星，被贫困折磨而心灵扭曲、拿起剪刀差点剪掉丈夫耳朵的农妇……1975年的那场瘟疫成为江子故乡精神谱系里的暗疾与隐痛，似乎预告着乡村难以摆脱的宿命。风景逐渐走向破坏，历史逐渐走向遗忘，伦理逐渐走向瓦解，连乡民也走向了异化，乡村图景的凋敝与乡民精神的隐痛构成了整座乡村的真实写照，顽固地迫使江子在书写的过程中不断诘问自己的心灵与社会的精神。

　　江子也曾意淫在乡村的田园风光与农家生活之中，但当他从城市出发返回乡村之后，他却看到的是梦想家园的丧失，如同夏多布里昂所说的那样——“当我离开摇篮，世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他发现不仅自己走在“无法到达终点的返乡之路”上，连生于斯长于斯的乡亲们也成了没有家园归属的人，他们自愿或被迫成为一群漂泊无根、没有身份认同的尴尬群体。

　　江子在《代后记》中，将自己称作“故乡的卧底”。某种程度上，人人都是故乡的叛徒。对穷乡僻壤进行背井离乡的农村人，难道应该被指责他们背叛了半身不遂而瘫痪的故土吗？我们或许会在久居城市的疲惫之余想回到乡野情趣的农村去舒缓一下精神的紧张，但在精神谱系上却永远都是向往着城市。我们在短暂的乡村体验下，完全没有任何权力去指责乡民们一心想要融入城市生活的生活想象。进城的人们纷纷发出“谁人故乡不沉沦”的悲壮之慨，返乡之后再次发出“只有在梦里才有熟悉的背影”的苍凉之呛。百年乡愁，让我们曾经不吝啬所有的美好词汇，也让我们愤懑地献上一篇篇悼词。于是，有了我们当下泛滥的抒情：乡关何处？乡愁何所托？

　　事实上，江子写下的那些个体历史，他们每天都在发生，我们这些生活在石头城的人们也天天都能够遇见，不需要翻阅报纸的新闻，只需要走出办公室或到街上、广场或火车站一走，或者我们出差的旅途中。但是，当江子将一座村庄的个体悲剧集合成一本厚重的“疾病档案”时，现实的叩问变得异常的恐惧，清晰地展现出了乡村肉体的撕裂之痛与乡民精神的异化之悲。读完江子所有的笔迹之后，悲凉之下让我唯一欣慰的是双腿患有小儿麻痹症的残疾人三巴子：他娶不到媳妇，现实的残忍让他转入美妙的春梦；在潮湿黏稠的春梦后，他写起了诗歌：“我是一颗装满了火药的鞭炮/等待轰的一声爆响”，“我爱一个女人/用一百万响鞭炮的热情”，“我是一颗装满了火药的鞭炮/拔去了引线”——他是做鞭炮的，在满纸扭曲的灵魂里他跟鞭炮一样特别响亮。

　　他们的未来？

　　犹记今年四月十日，熊培云、许知远、梁文道与我坐在重庆三峡广场时的谈话。前年年底，熊培云出版了他那本记录自己家乡的村庄命运之书《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又是江西人写江西的乡村，而熊培云听我说起我自己家乡的“病变”之后，他让我动笔写一部属于我家乡与我自己的“史记”，我在日记里写下：“在暗夜的乡愁里，培云兄的劝告在我听来太残忍了。”同样，我们完全可以确定，乡村的变迁是痛苦的，江子的写作也是痛苦的。

　　在读完江子的《田园将芜》之后，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看完书，想说的很多，我突然想起了《落脚城市：最后的人类大迁徙与我们的未来》，想起了《流氓的盛宴》，想起了《土地的黄昏》……人人都是故乡的叛徒，最终在城市里成为朱大可话语下的‘流氓’，而你叙述的就是一场‘流氓的盛宴’。”没过一会儿，江子回了简短的一句话：“流氓才是出路，这是城镇化逼迫下的命运。”

　　“流氓”，也就是那些生存在加拿大《环球邮报》欧洲局负责人道格儠德斯所定义的“落脚城市”的人们。他和《江城》《寻路中国》《甲骨文》的作者彼得眠斯勒一样，都用脚行走过中国的土地，都用文字记录过中国的社会，但道德儠德斯是偏学者型的记者与专栏作家，他的所观察到的和我们这些乡下出身的人的精神谱系是一样的：“我见到的都是原本生长于乡村的人口，心思与志向都执着于他们想象中的城市中心，身陷于一种巨大的奋斗当中，目的是在城市里为自己的子女争取一片基本但长久的立足之地。”但事实上呢，道格儠德斯在重庆一个叫做六公里的地方听着六公里的村庄元老说道：“我的房客通常都一心想成为城里人，但只有极少数能够实现梦想。”现实是如此的残忍，去乡进城的人们如同宗教徒那般肩上扛着神恩的重负。

　　城中村，或者被我冠以贬低色彩的“贫民窟”，也就是去乡进城的人们所居住的区域，既不是城市，也不是乡村，既得不到政策的垂青，也成不了经济的中心，尴尬的地域划分与尴尬的居民身份不免陷于各种冲突之中，或被政策所清除。但是，在道格儠德斯走访世界各地之后，他认为城中村是“创造新兴中产阶级、消除农村贫穷落后以及终结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关键因素”，“是从农村向城市迁徙的中点，是通向中产阶层的天梯的第一阶”，保证了城市中产阶级的流动性与活跃性：“它们具备资产阶级的梦想、拓荒者的坚忍与爱国者的价值观”。遗憾的是，当城市居民面对他们时，“城市居民已经忘记了他们的祖辈也曾经生活在农村”；最重要的是，社会极少会给予他们实现梦想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