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4月21日，新华社公布消息：湖南省岳阳临湘市长龚卫国涉嫌吸毒被立案调查，让人大跌眼镜。龚卫国怎么会染上毒瘾？是谁把他“拖下水的”？吸的毒品和毒资从哪儿来？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与龚卫国一起吸毒的“圈内人士”中，就有当地搞房地产、基建工程的老板（4月27日《郑州晚报》）。

　　官员“中毒倒下”，剧情令人唏嘘，也照出了为官者的风险。当下为官多不易，多缘风险难估摸。为官者尤其“一把手”的风险之大，并非因所担之责大，在于诱惑之多而定力不足。事实证明，身居要职的“大员”，绝对是被公关拉拢甚至被“猎捕”的对象，一旦经不起诱惑、携带权力“脱笼”，迟早会自投罗网、愿者上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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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藕发莲生，必有其根。与许多落马官员一样，龚卫国也是复杂个体：“亲民”口碑和作风问题于一身，年龄学识与交际言谈不相称，治政抱负与吸毒事实落差大，其“人生AB面”绝非个案。在从严治党的语境下，官员竟“逆势生长”，让人浮想联翩——是被人陷害还是自上贼船，个中原委固然值得探究，但染毒市长背后的权力蜕变，则更待剖白。

　　常言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一市之长蜕变成“瘾君子”，多半是思想防线发生“决口”——若能检点自持、谨慎设防、敬畏人言、敬畏权力，必不会因交友不慎而后深陷“毒圈”不能自拔。可以假设，官员若“清者自清”，纵然中人“圈套”，也会因毒理反应而产生怀疑，进而体检核实“病因”、果毅与人断交并向警方和组织求助，尚有自救澄清的可能。

　　现实常逆，扫一扫“瘾市长”的朋友圈、娱乐圈、情感圈，竟发现“喜爱夜蒲”的市长周围不乏乌合之众、婚外之情，加之其吸毒秘密更非“一两年的”偶发情况，足证其对明知染毒或主动吸毒以及乌烟瘴气的朋友圈并未抵触。故，与其说“被拉下水”，毋宁说“自投末路”。仕途受挫也好，心情抑郁也罢，明知吸毒违纪违法却放任由之，怨不得别人。

　　但话说回来，官员难免会犯错，制度不该装糊涂。官员吸毒，监管制度当时去哪儿了？要说官员涉毒早已不是新鲜事儿：某市“百日扫毒风暴”中，有9名国家工作人员涉毒被抓，更有云南楚雄原州长杨红卫，胆肥到“边开会边吸毒”……往例既有殷鉴，则“市长吸毒事件”中，党员干部管理制度此前为何不知不觉？涵盖八小时外的严格管理圈都“打烊”了？而坊间流言和举报中的涉毒线索又为何泥牛入海、直至案发？

　　窃以为，除监管不力外，恐怕与“体内循环”的制度模式对领导权威不敢“逆鳞犯上”进而行使监督权有关，以至于法律部门、舆论喉舌都集体“失声”甚至炮制“官谣”，其结果是“毒官”能长期在内部“隐身”，而“毒圈”中的官员或间接沦为吸毒者的“保护伞”，这些都将对政府公信、法治权威造成不堪设想的“双重杀伤”。

　　归根结底，吸毒官员的丑闻和悲剧皆因权力丧失“免疫”功能。既有主观上以“能臣”自居、忘记权力归属、纵情声色犬马、沉迷权力欲望，从而僭越规矩法纪的内因，亦有权力过于强大、商人有意设局、监管方向单一、下属回避责任，从而使真相之火被包在纸里的外力。

　　吸毒的市长所中的“毒”不仅仅在于毒品，而在于对权欲“药力”的依赖。权力本没有毒，但过度“吸食”就会诱发毒性，破坏“精神之钙”，最终导致法纪规矩意识的“免疫力”丧失。因此，要想挽救“吸毒市长”，就必须先给权力“免疫、戒毒”。

　　首先，依法依制度限权分权行权，给权力“打好预防针”。事实证明，权力越集中越易导致官员违法违纪。只有监察机制、舆论监督、“两个责任”同时上位、相互衔接，让官员对无处不在的监督心存忌惮，只有充分分权制衡以避免“一人独大”、使之拼不出能调动权力资源的“虎符”，才能降低官员滥权致腐的风险。尤其要盯防好掌权者，只有手握重权、身居要职的官员被充分的关注关心关怀所围绕，但有风吹草动就会面临公众“恶猜”甚至舆论“弹劾”，便会越安全。所谓“宽害严爱”正是如此。

　　其次，制度再严格，还须强大的内心来驱动。祸患常积于乎微，江堤常毁于蚁穴。只有官员内心拿党纪国法、民评民议当回事，面对诱惑能够心存惶恐，以保“心理防线”永不失守、“精神钙质”定期补充，始终慎独、慎微、慎初、慎友，就能“圈套”不伤身、拒“毒”于心外，纵有妖魔魅惑，亦能百毒不侵。否则，即便受党教育多年、备受机遇垂青的“政治明星”，都有可能蜕化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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