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表看，我已经与一名城里人无异。——我也算得上是衣冠楚楚。我的皮肤也还白皙。我的普通话还算流利。我保持着城市的许多生活习惯：头发最多三天洗一次，出门梳得也算整齐，喜欢喝点好茶，一杯咖啡可以喝一个晚上。我走路的姿势可以说是不紧不慢的那种。我还喜欢看碟，听音乐，对足球也说得上爱好，床头上堆着一些与精神有关的书。必要的时候，我还能说上几句这座城市的方言，短时间内一般不会露出漏洞，对我不熟悉的人，完全可能把我当着土生土长的本市人。

　　可是我是农民的后裔，是一个生活在城里的乡下人。在许多表格关于籍贯的一栏里，我写的是与我生活的城市不一样的一个地址。那是一个叫吉水的、距离我所在的城市二百公里之遥的南方小县。而若干年前，我曾经在吉水工作时，写的籍贯是“枫江镇下陇洲村”。

　　那是吉水赣江之滨的一个村子。除了求学，我的童年和少年都在那里度过。那里至今住着我的父辈和兄弟。从这个村庄出发，我的亲友遍布故乡的山山水水。得益于国家早年没有来得及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祖辈强大的生殖力衍生了我在故乡庞大的亲系。

　　他们是卑微的、底层的一群，是大地上匍匐的一群。而他们多么渴望在天空中飞翔——城市就是他们常常窥视、仰望的天空。从农村包围城市，是我的故乡世世代代不死的心。城市拥有任何时代都是最好的物质和精神资源：高层的行政机关，医疗，教育，物流，文化等等。因为求学、患病、购物或者厄运，他们暂时离开了乡村，坐火车或汽车，沿着血脉的通道，秘密潜入城市，与我会合。乡音或者他们口中的我的在乡村粗鄙难听的乳名或外号，就是我们接头的暗语。

　　他们是我的另一个组织，掌握了我的血脉和出身甚至更多的秘密档案。我其实是他们安排在这座城市的卧底，是潜伏在城市（敌占区）内部的、为故乡（根据地）工作的地下党员。我的衣冠楚楚人模狗样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不过是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的一种化妆术。一名潜入城市的卧底，这就是我在故乡的组织掌握的档案上的真实身份。

　　那个人站在那里，手足无措。那个人的头发脸庞和衣着都与那座很欧化的拱形的大门外观和来来往往的高档车辆极不相称。那个人的头发蓬乱，皮肤粗糙黝黑，面色愁苦，胡须拉碴，皱巴巴的衬衫有一块明显的印记——显然那是不习惯出远门晕车呕吐的痕迹。那个人的手里提着一个脏兮兮的蛇皮袋，背上背着一床被子，被面的花色是崭新而艳俗的那种。那个人的样子就像他是一个难民。他的旁边，是他的儿子，两手空空，却因为和他的难民父亲站在一起感到尴尬万分。

　　那个人是我的姨父。站在他身边的是我的表弟。姨父看见我，脸上露出了一般人不易察觉的笑意。他的神情看起来有些激动，但是他并没有像在故乡的路上与我见面那样大叫大嚷，而是竭力保持着克制，待我走近，他显得训练有素地慢慢伸出了手，轻轻地用乡音唤了我一声——就像电影里组织派来的人与地下党员在敌占区秘密接头一样。

　　姨父生了两个儿子。他靠着种几亩地和做点小生意供两个儿子上学。大儿子今年高考落榜，可他还想上学。前些日子，姨父从家乡打电话给我，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让表弟在南昌上一所民办大学。我说干脆让他出去打工算啦，去民办大学上学能读到什么东西？再说那该要老大一笔钱呢，你现在负担那么重。可姨父说儿子想读。做父母的，就成全他么。从电话里听得出，姨父有一种为了儿子豁出去的悲凉意味。

　　我知道这是我的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我必须充分利用我的城里人的身份来达到故乡的目的。接到姨父的电话以后，我费劲了心机搞到了这座城市几乎所有民校的情报，内容从师资力量、学校规模、建校历史、专业结构、收费就业情况等等无所不包。最后我把目标锁定了在市郊的据说就业率在98%以上的某某大学。其实所有的民办高校只要给钱就能上，但我不能让姨父把辛辛苦苦积攒的钱往水里扔。

　　在单位隔壁的饭馆里，我叫了两瓶啤酒，姨父说路上车晕得厉害，什么也吃不下。他几乎没动什么筷子，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倒是表弟一个人自斟自饮把两瓶啤酒给干完了。我想，即使不是晕车，这档儿他也不会有什么胃口。敌占区危机四伏，姨父心里多少隐藏着对表弟前途命运的担心。再说了，每年上万块钱的学费，对他不会是一个小数目。

　　我领着姨父父子俩打车来到了那所民办大学报名处。正式报名高峰时期，学校人山人海。姨父躲到偏僻处，费力地从缝合在裤子上的口袋里掏出一叠皱巴巴的钱来。办完报名手续后，他手中的钱变成了几张轻飘飘的收据。我看见姨父的脸，虚弱苍白，他的手还有些抖。正是炎热的九月天气，他不停地用衣服的下摆擦汗。很多衣着光鲜的人从他面前走过时都露出了鄙夷和警惕的表情。姨父告诉我，学费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租来的，要三分的利息。我说那该要还到猴年马月？姨父咬咬牙说，什么时候还得清先不管，儿子读书要紧。

　　报完名，姨父就说要回去，说家里的农活不能耽误，好几丘田等着灌水呢。姨父反复与表弟说着嘱咐的话，啰里啰嗦，表弟都有点烦了。——我盯着表弟厌烦的脸色，心想，如果这家伙做了一名城里人，早晚会成为组织的叛徒。

　　姨父当天来当天回。他坐上回家的班车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

　　我不认识眼前的这个人，虽然他有着和我的故乡相同的脸色和装束。但他手里拿着一张X光片。这张X光片就是我和故乡在城里接头的暗号。他是我舅舅的特派员。他手中的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半露半藏的X光片是我舅舅的腰椎光片。舅舅是个泥瓦匠，在县城的某个工地上打工。据过春节去给舅舅拜年时和舅舅攀谈，得知他在县城过得不错，比在家中几亩地强多了。可就在前几天，他不小心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把腰椎给摔断了。眼前的这个人是舅舅在工地上的工友。舅舅让他带话给我，要我去找找省城的医生问问，看能不能尽量不做手术。如果要做手术，他家里的仅有的存款就要全被花光，那两个儿子在县城的读书就会成为问题。

　　我从纸袋里取出这张片子，在阳光下观望。我看不懂这张片子的受伤情况，但我知道，那里藏着我的舅舅——我妈妈的弟弟的腰椎骨胳，它记录了一个底层人的、靠手艺生活的庄稼汉的很可能使他永远失去劳动能力的一次事故。它是我的故乡关乎命运的一张秘密图案。

　　我带着舅舅的工友来到单位附近的一所大医院。已是下午四点左右，专家门诊已空无一人，我只好直接冲进了住院部。我找到了一名正在值班的骨科专家。我要让我在不暴露身份的情况下从他的嘴中撬出有用的情报。我首先买了一盒价格不菲的香烟——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张城市通行证，也是证明我城市人身份的名片。我客气地给他点了烟。我开始运用与城里人交谈的一套话语系统，以表明我和他是自己人。我尽量让自己显得镇静和有涵养，语言上既显得谦恭又不失尊严。我脸上的表情也十分到位，没有露出一点破绽。我费尽周折终于取得了他的信任、尊重和免费诊断。我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