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很多年以后的今天，我才如此肯定，自己从未逃离过县城。

　　我也不知道此刻，为何会用上“逃离”这个词，亦或者，我压根就没在心里，想到过逃，只是事实上，我确实离开了这里。

　　之所以写下这个题目，缘于王琛在界面写作家阿乙的文章，《最后的文学青年》。而恰恰读到这篇文章时，我正蜷居在小城家中的床上。

　　阿乙是从那个叫“瑞昌”的县城成功逃离的人，他在26岁时就能够看清人生按部就班的成长轨迹，在最有勇气的时候选择了辞职远走，从而用13年，完成了他从县城、到省会、到直辖市、到首都、到国外的路。只是，在这个世上，他绝对算个例外。更多的人，是有着这样的梦想，却走不出县城，比如，他的同学周琪源。

　　说到逃离，自然想到最近挺火的那句话，河南某中学教师顾少强在辞职信中写道，“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一句简单的话，道出多少人的心声。我说，最真实最动人的，总是最不经意的。有时候，情怀就是一时勇气的支撑，一时冲动的激情，比如，说走就走的旅行，再比如，一见钟情的爱恋。

　　可回到现实的世界里，多少人只是无奈地摇摇头，叹“钱包那么小，哪也去不了”。此时此刻，我也在内心深处问自己，若换作我是阿乙，或是顾少强，我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当然，一切不可假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其实，禁锢自己的，有时候未必是钱，未必是物质，而是自己的思想，是内心里的桎梏和枷锁。

　　我算是实实在在逃离了县城的那群人中的一个。至少，从我考上大学，在省城求学开始，在我心里就明白，如果不出意外，我不会再回来。

　　四年的大学时光，是我第一次，用自己的双眼、思想、触觉，去感知外面的世界。带着浓浓的“乡土”味，用害怕、羞涩、惶恐的目光，去打量、偷瞄周遭的一切。甚至都不敢正视，这城市里的，形形色色的，不属于自己的。

　　若我也算个文学青年的话，我应该具备文学青年的所有特质。其实我也说不清，文学青年有怎样的特质，我只知道，那时候的自己挺矛盾。

　　一方面有着很强的自我意识，甚至有点小自恋，沉浸在自己的文字世界里，很长时间不能自拔；另一方面又是那么的脆弱，害怕每一次的退稿，害怕每一次请教遭受的白眼，幼小的自尊心，仿佛时刻都将受到伤害。

　　不过有一点，或许现在都缺少的，就是那时，仍然把写作当作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一件跟吃饭、洗澡、睡觉一样的事情，每天坚持写，什么都能写。而且每天都充满希望和幻想，入作协、出书、进文学圈，一切都像是朝圣。

　　我想我是运气好的，至少比阿乙的运气好了不少。我的第一步逃离完成得异常的顺利，或许应该感谢网络这个平台，机缘巧合，2007年，我出版了人生第一本书，散文集《又是一季花开时》，那一年，我20岁。

　　随后，是加入省作协，开始结识一些省内的作家，有些还是小时候读着他们作品长大的。于是我又开始感到局促不安，就像一不小心，瞬间站在了曾天天在山脚仰望的山顶。当然，那是我自己的感觉，也许对于他们而言，根本就不当我存在。

　　在这种不安中，我始终带着县城青年的拘束、谨慎，穿行在这个城市里，混迹在文学圈的边缘，偶尔的饭局，看着满桌都比自己出名的前辈，自卑中带着从县城逃离的庆幸，仿佛，我早已是个局中人，其实，却仍站在局外。

　　大学毕业时，我知道，人生真正的去留，是从此刻决定的。太多的人，从县城出来读书，又在这一刻回到了县城，从此一生不再离开。

　　我像高考时一样，报考了上海复旦的研究生，那时候，上海始终是我的一个梦。可是，我失败了，不能说没有努力过，可命运的指针似乎总是偏转。留在省城，是我逃离县城的最后一根稻草，正好，我报考现在的单位。

　　又是幸运的，我成了一名人民打工者，更幸运的是，我留在了省直机关，没有分配到更低的市、县，甚至乡镇。也许从这一刻，我算是真正意义上，离开了县城，我甚至可以想象，在这里安家、结婚、生子，那我就该算个省城人了。

　　在工作后的这些年里，我已经快忘记自己文学青年的身份，亦或者，我本来就从没成为过真正意义上文学青年。尽管我依然每天跟文字打交道，却充斥着太多的讲话稿、汇报稿、宣传稿、调研稿，丝毫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感情。

　　也就在这些年里，我很多在大城市读书的同学回到了县城，都说在外工作很累，回家安心。也在很多的夜晚，我回到县城，跟一堆同学在夜宵摊喝酒、吹牛，我觉得他们的生活真惬意啊，我开始羡慕他们的县城生活。

　　我甚至可以猜测，他们一定并不是如嘴上说的那么羡慕我。试想，有几个已婚、生子、有车、有房的人会羡慕一个单身、漂泊的我？哪怕，他们居于小城，而我，美其名曰在省城，在省会，在大城市。

　　从那时起，我第一次有了逃离的想法，却不是，逃离县城，而是，逃离城市。从县城出来，是需要勇气的，但从城市回去，需要更大的勇气。踟蹰了许久，我也没有行动的理由，我丢不下，这城市里，一切属于或不属于自己的。

　　县城走出来的人，确实跟城市里长大的人，有着根子上的区别。

　　行走在省城的每一个角落，尽管现在的自己，有时候也自我感觉算是人模狗样的，却总会在某一个小巷里，面对市井小民低头。因为你知道，人家才算是原住民，人家一遇拆迁或许就是千万富翁，至少，也能混个几套房。而我，还欠着银行几十万贷款，还需要用几十年时间，去偿还。

　　在很多时候，我都承认自己是个乡下人，这城市里很多都让我感到不适应。

　　我也曾在这座城市里所谓最好的酒店吃饭，却似乎却怎么也吃不饱，不如路边小店实在；我也曾在灯光迷离的会所里唱歌，却那么的不真实与虚幻，不如洗澡间的吟唱；我也曾在大学的报告厅做过演讲，却那么诚惶诚恐，不如做学生聆听的自在；我也曾在电视节目上当过嘉宾，却那么羞涩丑陋，不如做个观众指点的随意。

　　有时候，那些虚幻的现实物质，也欺骗了自己，让我误以为，我真的已经逃离了县城，真正属于了这座城市，就像户口簿、身份证上的标注地，早已改为南昌了一样。

　　可每每当我在深夜里，安静中凝视着马路，看路上行人、车辆渐渐稀少，楼房灯光点点熄灭，我又恢复了文学青年的样子，那一刻，我知道，从县城逃离的，并非县城本身，也不是物质上的贫穷，身份的低微。而是，一种寻求思想更自由，世界更广阔的本能。这种本能，从未消失过，不随着金钱和地位的增长而改变。

　　如此说来，在省城的我，依旧没有得到任何自由和广阔。我甚至和阿乙在瑞昌县城一样，早早看透了自己的宿命，按部就班，步步推进的生活。我似乎，仍生活在一座县城，一座比我出生的地方崇义，更大的县城。

　　我父亲有个网名，叫做“林中人”。我记得我在很多地方，对这个网名做过解读，当然，都是我自己的意思，我不知道父亲要表达的本意，究竟是什么。

　　他出生在县里某个大型林场，爷爷就在那个林场工作。父亲从林场出来，同在林业系统参加工作，然后一步步走出来，到县委、到县政府、到某机关。在我看来，每一个都生活在林中，从一个林子里走出来，又走向另一个林子里去。

　　这里的林子，是不是像我们说的某一个圈子，文艺圈、文学圈、摄影圈、美术圈……门类繁多，鱼龙混杂。其实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会生在哪一个圈子里，然后，又将钻到哪一个圈子里去。

　　甚至我在读到很多作家简历的时候，发现他们大多有类似的经历，乡村的记忆，然后是县城，然后走出县城，走向城市。他们一次次逃离，一次次跳跃，完成了思想的升华，世界的延伸，同时，也是名气和地位的提升。

　　在城市，我们依旧逃离不了县城的印记，在我生活的省城里，有着这样那样的老乡群、同乡会，它们无一不把你引向那个你所熟悉的县城。就像你一旦选择了一种职业，就固定了一个标签，在作家面前，我是公务员，在官场，我是作家。

　　一个有着双重身份的人，这时就异常矛盾，就像我典型双子座的性格。也在这一刻，我愈加看不清自己，越来越不确定，我究竟是否逃离过，崇义这个县城。

　　在南昌，我是崇义人，在崇义，我是南昌人。没有谁告诉我，我究竟属于哪里，或者说，在哪里，我才会有思想的自由。

　　正如王琛说的，时代风向已变，文学改变命运的机会已微乎其微。

　　其实我想说，又何止是文学。我们曾不止一次告诉自己，知识改变命运，可谁来证明知识的存在感。我也曾不止一次的天真以为，靠自己的不懈努力，就可以改变命运。

　　可是当时光的车轮一点点向前推动，我站在一个人生不长不短的路口，有人说，是人生四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我也说不清，但我更清楚地意识到，命运，与县城有关。你生在的县城，决定了你眼界、思想、认识的高度。

　　“县城”，像一张网，像一个牢笼，像一口水井，亦或者像一面旗帜，以人脉、以地域、以文化、以交际、以标签、以身份等各种形式，把你禁锢，把你封锁，把你摧毁，成为制约你自由的桎梏，让你逃不脱。

　　这回因为养我的脚伤，回到崇义县城一月有余，开始恋上这种生活，没有烟酒，没有霓虹，夜晚很安静，音乐很动听的生活。坐在年少熟悉的窗口，这一刻我有种幻觉，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找不到，省城有什么美好，县城有什么不好。

　　更可怕的是，时间一长，我们渐渐习惯，慢慢麻木，甚至，开始享受，“县城”带给我们的一切，脆弱的心，感觉早已折腾不起。

　　人，始终都将留在，逃不离的“县城”。即使我，离开了崇义，也会站在南昌，面向上海，面向首都，面向更大、更自由的世界和思想，无力地轻叹。

　　曾经，我也曾，逃离过。

　　2015年4月21日

　　于崇义 县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