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5日,新华社记者就第四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赛颁奖仪式引起争议一事对本人进行了采访。及至今日中新网记者电话访问,才知道本人竟意外卷入了一场口水战。
于是,赶紧上网查找,发现记者报道中引述的话很简短:“江西师范大学正大研究院院长兼文化研究所所长王东林认为,让获奖的国外车手穿上中国清代 官服登台领奖,是对外国人的一种尊重,只要他们不反感就无可厚非。在当今泛娱乐化时代,古县衙的做法是为了增加一点乐趣的形式,不必太较真,要以一种宽容 和理解的心态看待这件事情。”应该说记者除了简短外,没有曲解本人的意思。
对话,有一定的语境,有相对完整的逻辑,因而对话的双方比较容易理解对方的意思。但是一离开特定的语境,通过媒体形成一对多的传播格局,“误读”、“误解”可能就在所难免了。对此也是“无可厚非”的。
11月27日《南方日报》发表潮白的评论文章,标题采用了质问的口气:《为什么要穿清朝官服领奖?》文章很理性地说到:“铺天盖地的舆论,或极 尽调侃之能事,或义愤填膺,恐为浮梁所始料不及。地产大佬任志强在微博上写道:‘把大清当国际?不知羞耻!’大家倒也用不着这么动气,有理讲理嘛。但江西 师范大学正大研究院院长兼文化研究所所长王东林的说法,令我着实‘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王院长并所长认为,让获奖的国外车手穿上中国清代官服登台领奖, 是对外国人的一种尊重,只要他们不反感就无可厚非。这短短的一句,摸不着头脑的地方至少有两点:一、为什么穿着清朝官服领奖就是一种尊重,二者之间的逻辑 关联是如何产生的?二、外国选手是否知道自己所着何物,即便知道,其乐融融之下反感又从何而来?”
我很理解潮白先生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反映,毕竟我们不是对话的双方,而且潮白先生所看到的的确是“这短短的一句”,不是对话的全部,也不是一篇文章。为了与潮白先生和“关心人士”沟通得稍充分一些,不妨把话交代得明确一些,以便消除误解,争取理解。
第一,我对事件抱持的态度一开始就是“不值一谈”。当记者问及我对事件的评论时,我很鲜明地指出:“不赞同,也不反对”。
第二,我不认为穿清朝官服颁奖是“把人当猴耍”,此事不构成对外国友人的“侮辱”。我当即列举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例证,上海租界里的洋人出入 坐马车,却故意规定马车夫的制服必须仿制清朝官员的箭衣,头上还要戴一个尖顶缨帽,帽上拖一条红带子;法租界的巡捕也一样要戴尖顶缨帽,只是不穿箭衣而 已。其时,洋人的这两种做法,用意就是暗指中国官员只配做他们的马夫或巡捕。这才是真正的侮辱。相比之下,赛会举办方仿古代科甲及第的做法,让获奖车手穿 朝服领奖,反倒“是一种尊重”。
第三,我个人觉得为这样的事去发生争吵太没有必要。我不敢说这事的主办方除了增添点活动趣味外可以达到传播传统文化的效果;也不敢说这事就真的 坏到有伤国体的程度,因而不能不口诛笔伐痛击之。乃真诚希望大家能够宽容一点,宽松一点,理解一点,给人家一些无关紧要的所谓创意的自由。
话说开了,不妨再多说几句。任志强先生说:“把大清当国际?不知羞耻!”这话说得可能武断了些。在一些国际性会议中,东道主往往会把本国本民族 的一些东西用出来表达热情,比如与会的各国首脑穿东道国特制的衣服秀场,就已经成了一道风景。我们可不能说人家“把什么当国际,不知羞耻”这样的话吧?大 清固然不是“国际”,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道理还是多少应该知道的吧?
清代的文武官服,其形制和纹饰(武馆绣兽,文官绣禽),也有很讲究的文化寓意,我们不妨多了解些这方面的知识,长点见识,不要动不动就是“僵尸 衣服”、“衣冠禽兽”之类地咒啊!文化样式是传承的,在一定时代有其合理性,我们应该学会理解、尊重乃至一定意义上的敬畏,不要因为是过去的,就应该是被 否定的。我们哪姓的祖先,没有出过几位穿过被您诅咒的官服的呢?翻翻您的家谱,说不定里面就有这样的画像呢。您不会激愤到连自己的祖先也要骂声“僵尸”的 吧?
实话说,我尊重言论自由,赞同思辨与问难,但我却很不喜欢见什么都去“上纲上线”。我们很多网友都很反对“文革”的做派,尤其是那种动辄“上纲 上线”的做法。不无荒唐的是,作为“批判者”的我们,往往不自觉地充任了“批判对象”的角色,以致令人难以知道您到底是一位“批判者”还是一位“维护 者”。大概正是在这种“既是……又是……”的游移中,人格发生了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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