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荣案暴露出对“一把手”任用、监管和政治生态建设存在薄弱环节
苏荣及其亲属如此猖獗，给苏家送钱送物的干部如此之多，为苏家违纪违法办事的地方和部门如此之多，原因究竟何在？综合案情和有关同志的反映，有以下几点值得研究。
选用“一把手”应慎之再慎。苏荣所收贿赂中大部分发生在2011年换届前后。许多干部反映，苏荣说江西是他的“最后一站”，其亲属更是将江西视为最后捞一把的机会。2011年换届前，于丽芳就向不少商人、干部讲，老苏快没权了，需要帮忙早点说。其后，已超过规定年龄的苏荣连任省委书记。这让苏家侥幸和紧迫心理交织，放手捞最后一把。
对“一把手”的监管乏力。许多江西干部表示，“‘一把手’太重要了，大权独揽却又缺乏监督”，“苏荣的问题社会上早有反映，但上级发现不了、同级不敢监督、下级不敢抵制，群众不敢言、不敢怒”。2009年，某集团董事局主席方某为参与南昌某钢铁公司改制，通过于丽芳等人请苏荣给予帮助。苏荣违反决策程序和议事规则，直接决定本应由省政府或省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决定的事项，致使南昌某钢铁公司57.97%的国有股权被该集团低价收购，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损失。
一些党组织和领导干部丧失原则、不能依纪依法办事。从苏荣力排众议让姚木根成为副省级干部，明知陈安众反映多仍重用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并兼任省政法委副书记，到违规强推南昌某钢铁公司改制，纵容亲属和掮客插手人事安排。这桩桩件件，都应该有严格的制度、纪律和监督。可惜的是，大多数干部慑于苏荣的威势，或主动逢迎，或随波逐流，使制度和纪律成了摆设。
“红包”满天飞、瓷器变“土产”的官场环境。不少同志谈到，八项规定出台前，江西一些干部收送红包比较常见。在一些人眼中，送不送、收不收红包，成了是不是“自己人”的标志；红包大小，成了衡量感情、忠诚和信任度的标尺。于丽芳手术后在深圳疗养，许多厅级干部打“飞的”去探望，并送上红包。以至于谁送了记不清了，谁没送却清清楚楚。景德镇瓷器也成了送礼用的“土特产”，送收双方都拿“土特产”的幌子当遮羞布，心照不宣、各得其所。办案人员形象地说：“如果名贵瓷器都成了‘土特产’，在南非钻石就成了土特产。”专案组从苏荣及其亲友处共扣瓷板画200块，瓷瓶和其他瓷器319件。连苏荣也在“忏悔录”中承认，“自己简直成了瓷器经销商”。
苏荣全方位地毁坏江西的政治生态和经济社会发展环境
苏荣作为省委书记，其腐败行为产生的示范效应、传导效应，涉及面广、影响力大、渗透性强，给江西政治、经济、社会带来相当严重的危害。
严重扭曲用人导向，搞乱了干部思想，破坏了政治生态。多名江西干部表示：“用人是一个核心问题。用人用坏了，其他的就都坏了。”苏荣在江西期间，大肆卖官鬻爵，形成了负面的政治生态。很多干部不把精力放在工作上，而是整天琢磨苏荣喜欢什么。许多干部都谈到，“与干出成绩、苦熬资历相比，送礼行贿显然更简单、更节省时间”。特别是看到业绩、资历不如自己的人，因为和苏家拉上关系得到重用，也开始走偏门。
顺毛驴、逆淘汰的示范和传导效应，败坏党风政风、带坏民风。“上梁不正下梁歪。”苏荣的所作所为，示范和传导效应极为恶劣。许多同志谈到，“送礼行贿的钱从哪里来？凭工资显然不够，只能靠向老板和下级要，大多是用受贿来的钱去行贿，使腐败的范围层层传导、呈几何式扩散”。
苏家带头巧取豪夺，加剧官商一体现象，严重影响市场经济秩序和发展环境。苏家四处插手土地出让、工程建设、招投标，凡是搭上关系的老板无往而不利。既让很多经营者认为，企业实力强、产品质量好不如搞定“于大姐”；也让许多干部放胆建立“政商联盟”。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哪里还有公平竞争和社会公正可言？
为官一任，当造福一方。而苏荣却是利令智昏、巧取豪夺、无法无天，充分暴露了其不受监督形成的疯狂。在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情况下，必须进一步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抓住关键少数，严惩腐败，下大气力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使领导干部受到警醒、警示、警戒。要把纪律挺在法律的前面，把严明党纪体现到对干部的日常监督管理中，抓早抓小，发现苗头及时提醒，咬咬耳朵、扯扯袖子；动辄则咎，触犯纪律及时处理，不要使小错误演变成大问题。要加强对领导干部亲属的监管，防止他们成为不法人员“围猎”的“软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