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研究《金瓶梅》已走过了二十多年的路程。但是，在《金瓶梅》学界，我只是一个后来者，回首往事，内中的艰难、委屈自不必说，更多的是想念上世纪80 年代、90 年代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朋友们，特别怀念对我帮助极大的老师前辈们。是在老师和朋友们的帮助下，自己才学会认真做学问，学问做得不一定好，但《金瓶梅》研究是我做得最多的学问之一，也是自己收获最大的学问之一。

　　这次能把自己二十多年来研究《金瓶梅》的文章选出一部分结集出版，借此平台与更多的学者朋友商讨，是一次极好的机会。在此，我想把一些想法写出来，向诸位专家请教。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和写作背景的研究问题。有很多的前辈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其成果对我们在80年代才进入这个领域的后来者，有极大的帮助。我在80年代末提出的“运河经济文化孕育了《金瓶梅》”，提出了我对“金瓶梅”时空背景、作者背景的研究成果，希望对研究作品的文学价值、文化价值、思想价值、社会史价值、经济史价值等有所帮助。

　　关于“《金》学”理论研究的问题。记得在1989年6月的徐州会上，几位当时还是年轻的学友提出了：“《金瓶梅》的研究应该在理论研究上要有自己的建树，传统的研究方法应该继承、发扬光大，但如果没有现代理论的研究，路就走不远，‘金学’就难以成立。”那次会上，引发大家思考的问题有好几个，这个问题对我的触动很大。从那时起，我自己作了一些努力，这就是我的几篇理论研究文章的起因。但这还不够，还要多研究一些《金瓶梅》文学理论问题，为《金瓶梅》乃至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增加理论的支撑。

　　关于《金瓶梅》的文化研究问题。文化的研究，没有任何人为它作出界定，研究者真可以天马行空。但难就难在天马行空上，全靠研究者自己好好把握。我现在对自己二十多年前《金瓶梅》的文化研究并不满意，特别是现在来看二十年前的文化研究，有不少还是“泛”了一些，不“深”，更不“精”，对传统文化把握不够，批判不准。80年代，正是文化大讨论的时期，我们接触的信息多，思想碰撞也多，自己的想法也多，但没有很好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认真思考，慎重落笔。读者朋友在看我的这些文章时，会发现我的一些观点、思想二十年前后有不一致之处。我在这次校稿时，很想做些修改工作，但过去就是过去，改不了，也不必改了，留下一个带有二十年前那个时代深深烙印的“我”。那个时候的“我”不是现在的“我”，而现在的“我”当然不是那个时候的“我”，顺其自然，顺其历史吧。写到这里，心中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