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夜的越洋电话。又是一夜的逃离劝说。

　　她那单薄的语言，永远都缺乏怦然心动的语句，不足以撼动我内心的保守。她不同于其他人对我的劝告，会提供大量的外界信息，或者列举一长串文坛史上因为逃离而写出令人神往的文章的作家们。她缺乏其他朋友赐予我的那股悲壮的力量感，但她极具生活化的词汇和柔软的语调，还有不时传来的英伦照片，从另一方面给予了我需要逃离的理由。

　　拖着疲惫的身子，眼睛打架似的坐在前往公司方向的公交车。一如既往地听着李志的歌，一如既往地刷着朋友圈，一如既往地想着等下在办公室需要做些什么，这是我自上班以来每天生活里一成不变的开端方式。单调乏味，欲舍而不能的纠结常态。在毕业以后的三年里，我似乎略带目的地寻找关于城市与人的文章，或者逃离的故事。心性保守怀旧的我，无法自我提供离开的动力，却也一直寄托于文字的力量，希望有一天能像许知远读完《流放者归来》一样，带着书踏勘在不同的地理上，白天观察着陌生的城市，与陌生人相识，在饱餐一顿高谈阔论后，记录下那些观察与思考。

　　在堵得一塌糊涂的躁动车厢里，我读完了一篇关于文艺青年北漂的文章。北京作为极权帝国的政治中心，像磁石一样吸附了我们时代的太多东西，以至于它在文化生态上，有人开始把它与其他地方相提并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或者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抑或二战前的巴黎、19世纪末的维也纳，或者说二战时的纽约。与之不同的是，历史上的那些地理之所以成为文化中心，主要原因是战乱逃离的自然局面。如今的北京，是精致诱惑的权力景观强力吸附了他们的到来，络绎不绝的外省青年为了逃避致命的平庸和获得更多的机会，必须与之建立生活关系，哪怕等待着他们的是漫天弥漫的毒性雾霾和高额代价的生活成本。

　　二十世纪中叶后的俄国与二十世纪的美国，年轻人不断谈论着“到欧洲去”的时代话题。哈罗德·斯特恩斯极力地抨击着美国社会的粗鄙和美国文化的庸俗，他在把炮轰著作《美国的文明》序言交给出版商后，立马像向波斯进军的亚历山大，又像抖落英伦尘土的拜伦，以豪迈而又悲壮的身体力行，号召年轻人通过流放获得拯救，大批的美国青年踏上了船板，离开了美洲大陆，来到了英伦和巴黎，创造了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当年哈罗德·斯特恩斯给《自由人》杂志的《年轻人到底该怎么办》的时代问题，二十一世纪的东方大陆接过了这份问卷。除去富裕家庭不断把孩子往欧美输送之外，更多的年轻人因家境原因无法像他们那样登上飞往欧美的飞机，他们不得不在外省与帝都之间做出抉择。

　　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小镇青年威廉·夏伊勒笔下的社会和我们时代的东方大陆何其相似：反智主义盛行，励志成功学霸占了视线所及之处，就像毛泽东成为管理学教父一样，摩西和耶稣成为了美国励志成功学畅销书里的国家级商业教父，群体事件不断出现在报端，人人都一门心思扑在资本操控或赚钱方面，房地产飙升的速度令人恐惧。哈定和柯立芝率领了一个愚蠢的时代，如此平庸却备受爱戴。夏伊勒想要逃离这股庸俗粗鄙的社会风气，想要反抗金钱崇拜的粗鄙价值体系。他决绝地与女友分手，奔赴英伦与巴黎，用并不娴熟的文笔开始了半个世纪的逃离旅程。当他回到美国时，尽管遭遇了麦卡锡主义的压制，但他依然把记者生涯里遇到的文化名人或政治家们作为炫耀的资本，以一种令人厌恶的狂妄情感向美国人民宣告他的不可替代性。我们或许无法理解他的做法，但他确确实实用历史的在场感观察过那个时代，并且成功地逃离了当年的平庸。从小镇青年到战地记者，从美国到欧洲，他的名声不断地出现在时代的视线里。半个世纪后的中国外省，一个年轻人宅在家里翻阅着他那些炫耀的资本时，他既兴奋无比，却也沮丧不堪。

　　当我阅读着夏伊勒厚重的三卷本回忆录时，脑海浮现的却是我们自己的社会。在我每天下班回家的路上，我总会在一家报刊亭呆立一会儿，但报纸新闻不是资本操控就是反腐档案，不是政策发布就是楼盘新开，循环往复地平庸到可怕的地步，不仅这座城市没有变化，连这个时代也不再有新闻报道了。无数的朋友劝我逃离这座城市，英伦、星岛、波士顿、巴黎的朋友们也不断地引诱我离开。我一次又一次地辜负着他们的期待，多次的逃离未遂，让我一直陷于痛恨、迷惘、想象与歆羡的纠缠之中，不得解脱却又欲罢不能，无休无止地自我厌倦。

　　如果说上世纪九十年代意味着城市结构的新生与城市等级的新建，那么如今我们年青一代所面临的则是这种城市结构的加固与城市等级的维护，面对庞大而坚固的水泥盒子，没有历史与资本的年轻个体的抱负几乎都将沦为虚妄的想象，尤其在一个外省城市。在南昌这座固化之城，红谷滩以张牙舞爪的狰狞面孔在短短几年之内突兀崛起，在霓虹闪烁的精致幻象之下，在高耸入云的高度压迫之下，成功地塑造了一座落后城市的成长神话，它惊人的速度变成了诱惑而又恐惧的新城景观。机器的呼声和群氓的专横，让这里的年轻人逐渐地丧失了自己的独特轮廓，和这座城市的景观合而为一，他们想要逃离或反抗这种社会体系所带的窒息感，最终在生存压力之下，他们的内心被迫选择了按照这个体系的节奏来跳动。昔年希望借助道德价值观念来替代力学价值观念的抱负逐渐地遗落在街角的垃圾桶内，甚至还对着自己的往昔冲动自嘲几句，然后毫无知觉地嘲笑着更年轻的一代人。

　　贾樟柯曾说，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因为故乡太过于封闭、固化和压抑，只有天气的变化才能给一成不变的生活带来新鲜感。毫无疑问，这是大部分城市地理的时代特征。曾有一段时间，我迷恋城市批判，同时也迷恋对城市生活可能性与城市文化想象力的密谋。虽然不在文化中心，却也不放过这个时代火山喷发似的图书出版；虽然缺乏历史的在场感，却时刻关注着正在发生的事情；虽然平日死水不澜的生活令人厌倦，却也在安静的愤怒下等待着新事物的诞生和名人的到来所打破的窒息感。或者，在一段难捱的堵车后走下拥挤躁动的公交车，在报刊亭买上一份外地的报纸，寻找着喷然心动的文字，然后对外宣称自己曾经也在上面发表文章，或者向周围宣告这份报纸的专栏作者是我的朋友。与其说这是一份炫耀的资本，毋宁说这是在借助这份报纸来消除不愿与这个时代脱节的焦虑感。

　　我在那叠泛黄的新闻纸上不出意外地看到了波士顿朋友的专栏。她与我相识于网络，她也是江西人，而且与我还算得上是校友关系。当我和她在Facebook上谈论着本雅明、阿伦特或以赛亚·伯林时，她总不忘不厌其烦地鼓动着我不顾一切的逃离，正如她当年破釜沉舟卖掉一切奔赴波士顿那样，尽管她那时候连英语都不通。

　　我一边走路一边阅读着她的那篇专栏，耳边又回响起了昨晚通宵的越洋电话，恍惚间财富广场的两栋大楼以刺破云天的气势正在突兀地向上生长，当我向公司方向迈开步伐时，两幢高楼似乎正在摇摇欲坠向我压来，阳光刺眼得紧，我望着扑来的大楼点了根烟，一头扎进了地下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