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贵是在这场瘟疫中死去的第二人。我至今记得他的死亡的现场——我有生以来经历的第一个死亡现场。在村里西边的那个几十亩地的大晒场上，晒垫搭成的人字形帐篷下，同样壮年的云贵，被瘟疫夺取了最后一滴血和最后一丝呼吸的云贵，就躺在那具还没有来得及上漆的白森森的棺木里。棺木旁边是散落的稻草，还有他的在太阳下抢天呼地的母亲。我第一次知道了悲恸竟然可以让一个人坍塌——他的母亲竟然哭得没有人样，五官和身体都已变形，全身都浸在了悲嚎声和泪水里，状如鬼魅。六月热辣辣的阳光从天上泼下来，我却分明感到了帐篷下棺木里以及他的母亲身体里死亡和悲恸的寒气。帐篷四周几乎没有任何人，瘟疫收去了所有人的同情，死亡已成为已经风声鹤唳的村庄的最大禁忌。——除了年仅四岁的我。

　　我不知道我当时是怎样从家里走出来的，也许因为父亲的病已经把家里人都忙坏了而对我无暇顾及。我呆呆地站在荒凉的晒场上，看着这骇人的一幕，不感到炎热，竟然也没有恐惧，只是充满了无辜和委屈。没有一个人理我——死者云贵沉浸在死亡赐予的永远的阴凉之中，他的母亲沉浸在痛失爱子的悲恸之中，紧闭的大门里的人们沉浸在无边无际的恐惧之中。一种彻心彻肺的孤独包围了我。阳光下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竟然透着彻骨的寒冷。——从5月到6月，我的村庄在死亡线上已经挣扎了一个多月。

　　死亡袭击了年仅四岁孤立无援的我，并成为我心中永久的珍藏，就像一道伤口，留下了永久的烙印。至今我竟然清楚地记得这令人心碎的一幕！

　　死亡也同样推倒了云贵的家。他的妻子也改了嫁，不同的是，她嫁到了外县，彻底远离了这个让她伤心的地方。他惟一的儿子竟然在二十岁那年神秘地死亡——据说有算命先生早就算到他活不了二十岁。他的父亲前几年也去世了，这是我打电话回家父亲告诉我的。这个好端端的家，现在只活下来了一个人——他的母亲，活在一种没有任何盼头得不到任何安慰的光景里。这个因驼背几乎贴着地面走路的老女人，就像一只巨大的背着一副重重的壳的蜗牛——那副壳里珍藏着无数的悲伤和对命运安排的怨气，还有支撑着她顽强活着的对死神的极端仇恨。

　　妻嫁子亡，兔死狗烹，两家人的命运竟是如此的相似！他们的命运让我至今想起来十分后怕。我常常想，如果父亲那时候没有活过来，我该是一个什么命运？至今我会在何方栖息？命运的手掌会把我推向什么样的深渊？（这种发问让我常常半夜披衣坐起，不寒而栗。）

　　我清楚地知道两个在瘟疫中丧生的人家的命运，记得云贵死亡的现场，我却不记得这场瘟疫中的其他点滴。二十多年后当我妄图打捞起我四岁时这场瘟疫的记忆——发生在我的出生之地的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我的乡亲在死亡线上的绝望挣扎……我竟然发现一切是徒劳的。我对那场瘟疫并没有多少印象。我甚至连父亲是否得过这么一种病表示怀疑。在关于老家那栋潮湿阴暗的房子的记忆中，大口大口吐血的父亲总是不在现场。我的关于父亲疾病的故事来源于依然健在的祖母和母亲。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人的记忆到底有着怎样的密码？

　　说我对父亲缺乏感情是不恰当的。父亲曾在我二十二岁时患过慢性肾炎，当时家里缺乏去大医院治病的钱，并且这种病在现代医学里是一种根本治不好的病。为救治父亲我竟然到处拜访民间郎中，寻访良方良药，买来大量的医书。郎中开的药方，我都一一在医书中查找和核对每一种药的药性和毒性，甚至自作主张增减剂量，并且亲自到田埂地头山间水旁采摘草药。药煎好后每次都督促父亲服下。我为救治父亲不顾一切的样子，像个疯子。父亲的病就这样奇迹般的痊愈了。村里有患这种病的人因为缺乏救治后来病情加重转入尿毒症死亡，父亲竟又一次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可我竟对父亲1975年患病的历史一无所知。作为他的儿子，1975年的已经四岁的我应该常常在他的床前的。可我的记忆中竟然没有一点关于这个事件的影子。难道——难道只有死亡才能够得上资格被最初的记忆收藏？

　　三

　　父亲后来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得到了来自省地县的医生的及时救治。而祖母的解释是另外一个样子：在外工作的三叔回家看望父亲时带来了不知从哪里弄来的两只硕大的百年老参，病急乱投医的父亲一气之下用最后的一点力气把熬了两只人参的汤水全部喝光。——是那两只人参救了父亲的命。

　　父亲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可从那场瘟疫中活过来的父亲已经与以前大不一样了。——他的体重锐减，从此再未超过120斤，并且体弱多病——好像他是一块经过焚烧的木炭，充满了灰烬。过去，他伶牙俐齿，瘟疫过后，他变得口讷目呆，目光空洞迷茫；瘟疫之前，他好强自尊，而之后，他成了一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人。在村里受了别人欺负，有人打抱不平，他闷声不响的样子反让人怀疑自己多事；瘟疫前，他是一个手脚麻利的人，之后，他成了一个动作迟缓的人，好像疾病使他身体里的马达减速。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之后，因为他的迟缓，我家的责任田里，经常传出母亲的怨骂——这几乎成了故乡田野上的一道人人熟知的风景。对父亲的瘟疫前后的巨大反差，人们说，那场瘟疫把父亲病傻了。

　　望着父亲这个几近灰烬沉默的身影，我这样猜想，也许那场瘟疫，已经让父亲透支了所有的力气和勇气，也许，经过了那场生与死的惨烈搏斗之后，外表鄙琐的父亲甚至比别人更有一种临深渊而无畏的勇气，他对生命有了比别人更深的理解：只要活着，哪怕像在那场瘟疫中丧生的云贵的母亲一样的活着，就是对死神的最大蔑视，就是赢得了生命最初和最后的尊严，而所谓的那些人世间的蝇营狗苟，对他并不值一提。或者，他总是怀着从那场瘟疫中活过来的侥幸，深刻地体会到活下来的幸福，对生命充满了珍爱和感恩？

　　——从我二十二岁那年父亲患慢性肾炎那件事得知，父亲其实是一个对生命充满怜惜、对人世怀着暖意的人。他表情凛然，能严格按我的嘱咐按时服药，坚守这种病所要求的相当苛刻的饮食禁忌，常常静听身体里的症状，对我言听计从，像个孩子。

　　以上权当我的妄自猜度。我不知道父亲对1975年的那场瘟疫有着怎样的记忆，我不知道，作为同年的病友和曾经的邻居，玉生是否半夜从坟地里爬起找过他与他交谈。父亲总是对那场瘟疫守口如瓶。1975年的瘟疫已经成了父亲的禁忌。即使在写这篇文章前我打电话回家向父亲询问，父亲除了告诉我当年他发病的一些症状，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四

　　可父亲并不知道，四岁时发生的那场瘟疫已经成为我的身体里永远的印记。它使我对死亡和疾病有了一种近乎神经质的敏感，每一场类似于感冒发烧咳嗽的小恙都让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像一朵轻飘的棉花，就像父亲患病当年那样，都让我有了一种赴死的悲烈。每一个与我有关或无关的人的死亡，都会让我感同身受，四岁时的那种彻心透骨的孤独和寒凉就会瞬间充满全身。记得一次出差途中，我亲眼目睹了一场车祸，一声巨响之后，当满头是血的司机从像被揉碎了的纸团一样的汽车中爬出来又轰的一声倒在地上时，让同行的人诧异的是，外表强壮高大的我竟然不能自持，痛哭失声。

　　四岁时发生的那场瘟疫构成了我的内心最初的黑暗。那是一团有生命的黑暗，我所经历过的每一场疾病和我耳闻目睹的每一次死亡都使这团黑暗变大加深。我的身体因此成为一个越来越大的黑洞——黑洞里盛满了我对死亡的近乎本然的恐惧。在一篇文章中我这样写道：“（黑洞）仿佛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这在外表一点也看不出来。有一天人们会听到一声巨响——耳朵听不见的一声巨响。”——对死亡的恐惧造就了我悲悯的心态，并且使我有了一种与年龄远不相称的类似老年人才有的悲凉和沉静表情。它甚至影响了我对生活的趣味和对整个人生的设计。在我的人生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时，我竟然毅然决然、不合时宜地选择了做一名写作者。——我常想，如果生命是如此的脆弱，人生常有不测，那写作，是不是让生命更强大和绵远的最好方式？

　　……

　　加缪在《鼠疫》中说：“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他们的葬身之地。”

　　——就像曾经发生在1975年夏天故乡的那场瘟疫，似乎从没有离开过我的故乡。它在玉生、云贵两家几十年来的厄运里，在包括父亲在内的从1975年走过来的故乡人的身体里，成为他们身体里永远的暗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