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多年后，当我想到要把当年发生在故乡的那场瘟疫描写出来，我不知道我的文字是否会惊动因为这场瘟疫而死去的长眠于地下的幽灵。但我把这样的写作当成一种承担。正如加缪在《鼠疫》里写的那样：“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不愿在事实面前保持缄默。”

　　事情得从我的父亲说起。父亲那年32岁。正当壮年的父亲身体壮得像一条牛，体重达140多斤，村里人都惊奇同是吃五谷杂粮，父亲的体格却何以如此强壮。他力大无比，可挑一百八十斤粮食健步如飞。生产队里再疲沓奸滑的牲口，到了父亲手里都是威猛角色，原因据说是它们惧怕和它们同样威猛的父亲。

　　可有一天，父亲像往常一样犁完地回来，第二天，他躺在床上挣扎了很久也没有爬起来。他发现他满身的力气竟然一夜间跑得无影无踪——他甚至连独立完成小便这样的力气都没有了。他的全身竟像炭火一样滚烫。他的一百四十多斤重的身体竟像棉花一样轻。

　　疾病的到来几乎没有一点征兆。闻讯赶来的村医在父亲的床前忙得满头大汗后一筹莫展。这个在故乡以医术高明闻名的、后来曾把我濒死的弟弟抢救过来的人，竟对父亲的病束手无策。他得出的结论是，父亲得的是一种怪病——他行医几十年从没听过和见过的一种病。

　　几天后父亲开始吐血。开始是小口小口的，后来变成大口大口——血在他的身体内似乎没有耐心呆下去，纷纷汇集他的肺部，然后相邀着往喉咙涌来。他甚至想在亲友的帮助下翻个身也不可能，他稍微转动身体血就会汩汩地往外流，好像他的身体是一块吸饱了血的海绵。一间潮湿阴暗光线微弱的老房子里充满了血腥气息。从一个很小的窗户漏下的五月的阳光照在父亲惨白而瘦削的充满恐惧的脸上。他的床前围着我的祖父祖母叔叔婶婶们。父亲大口大口吐血的样子让我的家人感到害怕：他们相信，用不了多久，父亲就要把他身体里的血全部吐掉的。

　　父亲得怪病的事瞬间传遍了故乡的每一个角落。故乡人自然而然地把前段时间村里发生的一件怪事联系起来：生产队组织壮年男子在满是乱坟的叫东园的荒地上挖掘建造学校的地基，竟在又干又硬的深土层挖到一条只在阴湿地里生活的黄鳝。黄鳝当场断为两截，并且流出殷红的血。而当时挖到黄鳝的男子，就是我的父亲。村里人由此有了一个说法：这块地在整个村庄的地形中为龙身。黄鳝即龙之幻化。大家的铁锹伤及龙脉了。村庄要大祸临头了。

　　恐惧迅速笼罩着故乡。紧接着的一件事实使这种恐惧加剧：全村20多个男子病倒，其症状和父亲的一模一样。

　　瘟疫的发生就是这样让人措手不及。那一年是1975年。1975年的故乡充满了一种令人作呕的血腥气。1975年的故乡就像一盆火，20多个发着高烧的壮年男子是这盆火中滚烫的炭——恐惧是火盆中尚未燃烧的黑的部分。对疾病的不可知衍生的恐惧使巫术和迷信在故乡开始大行其道。风水先生、神汉和花小姐（民间相传可以通阴的女子）有了很大市场。恐惧迅速蔓延到了故乡方圆的村庄，所有邻村的人要经过我村都舍近求远屏息掩面小心翼翼绕道而行——似乎如果呼吸急促脚步沉重瘟神就会附体缠身。

　　这件大事在县志“大事记”里是这样记载的：1975年，枫江乡下陇洲村（我的家乡的名称）发生勾端螺旋体病，发病22人，死亡2人。

　　——后来闻讯纷纷从公社、县、地、省赶来的医生和卫生专家证明：所谓的挖断黄鳝伤及龙脉之说纯属无稽之谈。发生瘟疫的真正原因是当时正值春耕，田里大量使用农家肥使勾端螺旋体病菌得以大量繁殖。病菌一旦侵入人体，就会迅速在身体中肆虐。而病菌侵入人体的通道，是乡村汉子们在农活中因受伤而留下的脚上的创口。

　　以土为命的人，哪一个身体上没有一两个未愈合的伤口？！

　　二

　　1975年我只有四岁。四岁的我，记住了在这场瘟疫中丧生的两人的名字。随着年龄的渐增，我知道了在瘟疫的阴影下挣扎的两家人的命运。2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想到要把它描述出来，我为生命在死神面前竟如此脆弱和渺小感到深深的震惊。

　　在1975年故乡的那场瘟疫死去的两人，名字分别叫玉生和云贵。

　　玉生是我家邻居。玉生兄弟三人，他排行老大。1975年时他已结婚，有一子一女。他的父亲喜传解放前是个鸦片鬼，把一个挺有钱的家都化为一缕轻烟。他的母亲是个勤快麻利、任劳任怨的女人。

　　玉生块头大，他身上的力气就像水一样多。并且他能吃苦，全村闻名。他的好脾气更是成为村里女人们埋怨自己丈夫时的佐证。在他父亲手上败落的家因为他的勤苦发生了转机：娶了媳妇，生了崽女，家里人气旺了，并在我家隔壁盖起了一栋新瓦房。——他因好脾气赢得了爱情，因勤苦扶起了他家本已摇摇欲坠的尊严。

　　然而瘟疫来了。玉生把他身体内的最后一滴血都吐光了。等到省地县的医生来到村里，病菌已经全部毁坏了他的肺腑肝脾。玉生对命运如此的安排有一万个不甘。他含恨而去。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可眼睛总不肯闭上。他死后，他的媳妇经常在半夜大汗淋淋地醒来，原因是又在梦中看见死鬼临死前那双睁开的含恨的眼睛。他的那栋由他亲手砌起的瓦房内，经常传来他的母亲与他对话的声音——他母亲说，他经常在深夜回家陪伴她。——小时候，玉生家经常闹鬼让我的童年有了深深的恐惧。

　　玉生死了，他的失去了支撑的家从此又成了一片废墟。——不久他的因抽鸦片患上严重的哮喘病常年咳嗽不断的父亲喜传死去。他的媳妇改嫁给村里的老单身汉。他的儿子在十岁那年得脑膜炎死了。——他的儿子是我童年的玩伴，他的死让我感到悲伤。他被他的二叔扛在肩上去乡医院看病前遇见我时还给了我一个调皮的微笑——那是一个不知死亡将至的懵懂的微笑。他的大弟娶了个泼妇，每天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他的二弟因为挣不来讨媳妇的钱，至今年近四十依然未婚。他的母亲，一位面色愁苦的乡下老女人，年逾七十依然扛犁背耙，下地劳作，以维持残存的生命。他的女儿远嫁他乡，因为久不相见，不知命运如何。

　　我至今依然记得玉生患严重哮喘病的父亲——那位曾经年少轻狂老年痛失爱子的名叫喜传的老人冬天经常坐在我家墙边晒太阳的情景。老人穿着一件翻着白色羊毛领的已经肮脏不堪的羊毛棉袄（那时他曾经阔过的惟一证明），骨瘦如柴，目光空洞而绝望，间或大口地喘着气，咳嗽起来就没个完让人揪心。——那是一种十分干燥的咳嗽，好像是一块龟裂的大地发出的呼喊。他的咳嗽让我小小年纪就明白了，什么是苟延残喘。

　　想起玉生的父亲的从患哮喘病的费力发出的咳嗽，想起玉生的母亲那个扛犁背耙的形同灰烬的背影，我就忍不住想起余华的小说《活着》中的福贵。——乡村从不缺少这类苦难的题材。——死亡就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随着玉生的死去，他的家族无可阻扼地滑向苦难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