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年的世界读书日都会在某国形成运动式节日，大量的“阅读劝告书”疾风骤雨般占据了当日媒介，形成强劲的集体号召。劝告书执笔人和推送者劝告周围朋友，新的接受者再次通过转发劝告其他读者，最终集结成威武壮观的一色汪洋，彼此互勉的阅读劝告口号是那单调乏味的海潮声响。每个人都借“世界读书日”之名，于无形之中摧毁了原本的节日，从而形塑了一种新的节日：中国阅读劝告节。

　　尼古拉·布里奥在《后制品：文化如剧本：艺术以何种方式重组当代世界》里说，情趣内衣发布会也好，避孕套商标也罢，都在诱发集体的态度，推动某种集体价值观和世界观。然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有集体想象所孕育的故事、表现、形态，其内容的实质则是被某种权力所操控。无论何种权力的操控形态，都必然携带隐秘的目的，进而集体催眠，从而陷入自我丧失的麻木状态。尤其是政治推动的节假日，以共同参与某种政治行动来完成他的整个政治艺术，那就是通过鼓动民众集体参与政治行动来达到民众从此不再关心政治。这正如波德里亚所说的那样：“现如今，政治的整个艺术就是鼓动民众不关心政治。”

　　那么，上面那段话语与中国阅读劝告节有何关系呢？

　　关于阅读，在媒体多年的轰炸之下，大抵都会抛出一句“阅读是一件私人化的生活方式”之类的话语。的确，阅读属于私人事件，既要给人以不读书的自由，但更需要给人以读书的自由。纳博科夫说，读者生而自由，也应保持自由。阅读本身的确看起来并不构成政治化行为，然而在一个读书不自由的国度，阅读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对读书自由的渴望与行动则更是政治化行为，甚至构成反抗政治的手段。在读书不自由的国度，阅读作为私人化生活方式的论调，要么是虚妄的反讽，要么是无知的麻木。

　　呼吁读书本身没有质疑的余地，然而当由政府出来号召民众集体参与之时，它就构成了运动式集体催眠，以一种文化建设的象征形态来完成民众对政府摧毁文化的忘却，逐步构成民众对政府让我们无法享受读书自由的麻木。几乎人人皆可脱口而出：通过阅读获得解放。然而，在连阅读都不自由的国度，钱锺书的当年话语依旧响亮：“从前的愚民是不许人民接受教育，现代的愚民只许人民受某一种教育。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了印刷品的当。”出版审查、查禁图书、删帖成习，甚至连耽美文学书都被禁止出版，连谈论乡村凋敝的图书都被禁止出版：2005年，羽戈兄曾受邀编选文集《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最终连选题都无法通过。在禁忌国度，人人都是奴役的受害者，然受害者与狱卒共舞参与自己的行刑才是作为受害者的最大反讽：在一个不鼓励阅读的国度，通过阅读劝告的集体仪式完成了鼓励阅读的形象塑造。

　　伊朗女教师阿扎尔·纳菲西曾为了躲避泛政治化的环境，在自己的家里组织封闭式课堂，带领渴望阅读自由的学生阅读“伤风败俗”的世界禁书《洛丽塔》，只是阅读不自由的极端表现形式之一。1997年7月23日，她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这么一段话：“我反复幻想着《权利法案》中多加一条：想象的自由。我逐渐相信，若缺乏想象的自由或不受限制使用想象作品的权利，真正的民主就不存在。一个人若要拥有完整的生命，必须能够公开塑造和表达内心的世界、梦想、思想与欲望，并时常能在公众与私人领域之间进行对话。不然我们怎知自己存在过，有感觉，有欲望，会怨恨，也会恐惧？”在世界读书日，不仅仅需要明白阅读的重要性，更需要阅读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的重要性，而不是每年一次声嘶力竭、声势浩大的互相劝告的象征仪式。

　　所以，无论是政府推动的“书香社会”也好，还是昨日号召的“中国阅读劝告节”也罢，我们应该了解这种集体狂热的互动关系之下，隐藏着节庆日对我们的催眠之效。面对这种波德里亚笔下的“人民阵线的节日”，或许他的另一句话更值得记住：唯有真正的冷漠令我们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