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当有人问起我的家乡，我总有一种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我的爷爷是山西襄垣人，因为参加革命，在解放初期被组织安排到南昌这家百废待兴的军工厂，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批飞行员，后来从家乡娶回了我奶奶。我的外婆是浙江绍兴人，大宅子里的地主小姐，因为受到进步思潮的影响，一心想要脱离落后的家庭，正好南昌的军工厂招工，便义无反顾地背井离乡，然后在这里遇到了同乡，我的外公。他们是这里的第一代拓荒者，整个世界都是新的，他们在这里扎下根来，生儿育女，用一辈子的时间去耕耘。待到我父母互生情愫的时候，他俩已经是自小在这里长大，家乡对于他俩来说，只是去过几次，有着几位生分亲戚的地方。而我的各种履历上虽然填写着“山西襄垣”的祖籍，但事实上，我竟说不出这个地名具体的地理位置。我没有去过父辈的家乡，我从出生的第一天开始，就生活在这里。

　　贾樟柯电影《二十四城记》里的成发集团，代号叫做420厂，生产飞机的发动机。而我生活的地方，代号叫做320厂，也叫过洪都机械厂、南昌飞机制造公司、洪都航空工业集团等等名字。这部电影里的第一个镜头，是上班时间，无数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人骑着自行车，浩浩荡荡地朝厂门口涌去。这个场景何其熟悉，从小到大我不知看过多少遍，上下班的时间，衣着一致的工人们有秩序地骑着自行车，朝一个方向行进。要横穿那时的马路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车流密集，几乎没有空隙，又没有交通灯的调度。自行车上的每一个人，都有着相似的表情，认真、专注、满怀憧憬。要在其中找出我的父母亲绝非易事，因为在高度同质化的群体中，作为个人是极为渺小的。

　　我读的是本地的南昌大学。在我刚上大学时，一位同寝室的外地同学问我南昌几个地点在哪里，怎么去，我张口结舌回答不来。她疑惑地问，你不是南昌人吗，怎么都说不上来？我想不是身处其中的人永远无法了解，我从幼儿园开始，小学、初中、高中的教育都在工厂的子弟学校完成，这里甚至有一所大学（工学院）。灯光球场、公园、滑冰场、游泳池、百货大楼、医院，这里一应俱全，自成一体，仿佛可以不与城市发生联系。有很多人数十年没有走出过这里，有人要去市中心时会告诉同事邻居“到南昌去”，好像这里不属于南昌。我第一次独自去市里是初三时去市二中参加全市化学竞赛，手里攥着五角钱去挤1路电车，纸币被手心的汗水浸得潮湿。第一次瞒着父母和同学去市里，是在高考前几周，学习委员悄悄传了一张纸条给我：“下午我们去广场玩，你来吗？”生平第一次向班主任撒谎说肚子痛，下午不去学校复习了，然后骑上单车和同学会合，在暴雨倾盆的八一广场纪念碑前合影留念。回程的路上几分高兴几分后怕，更多的是自豪。

　　洪都大院的生活，像贾樟柯眼中的成发集团一样有规律。每天早上六点半，悬挂在家属区各条街道的扩音喇叭会准时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把睡梦中的人们叫醒。离上班时间还差五分钟时，广播里会传来播音员激昂的声音，提醒职工加快速度，不要迟到。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然后由几声嘹亮的集结号，宣告一天的开始。每到夏天，厂里会给职工发放冷饮票，这些凭证除了购买冷饮，在某些店铺甚至可以当作通用货币购买一些商品。厂里自己也做冷饮，还特地请了外地师傅来研制配方，至今我们仍津津乐道当年味道独特的米酒味冰袋。

　　（二）

　　关于电影《二十四城记》，贾樟柯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越老的工人越在维护这个体制，绝不是他对这个体制没有反省，没有批判，而是他很难背叛他过去青春的选择。”洪都曾经是南昌的骄傲，是新中国第一架飞机升起的地方。这里的在职职工有两万多人，加上离退休职工和家属，足有五六万人，其规模不亚于一座小镇。父母辈的人曾为在这里工作感到深深的自豪，那时洪都摩托的广告上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后最黄金的广告时段，一时间广告词脍炙人口。身处其中的人们看不清外面的世界，一代代重复着生活轨迹，按部就班地活着。还记得初中时我最喜欢的谭老师在上课时开玩笑说：“洪都就是乡下。”我马上委屈得含着泪水和他争论，深感受到了侮辱。而当国企普遍开始不景气，街坊邻居都在为下岗而人心惶惶时，我们年轻的心突然对这里产生了质疑。要不要像父母辈那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从来不迟到早退以厂为家最后却在盛年时闲坐家中？我们开始互相鼓励：“如果不好好学习将来只能进厂。”我还记得高三时学习委员是这样激励我的：“你如果考不上大学只能去洪都中学门口卖圆珠笔。”我反诘道：“那你呢？”他一笑，说：“我要是考不上就去洪都中学门口卖苹果好了。”这样的对话被我视为约定，同时也达成了一种逃离这里的默契。

　　十年后的同学聚会，很多当初对呆在这里一刻也不耐烦的同学，最后还是进了厂，子承父业成为了一名工人，和同事结婚，生育下一代，然后汇入蓝色工作衣的大潮中，渐渐面目模糊。我看《二十四城记》，表现最好的公车大姐侯丽君；站在鼓风机前秀发飞扬的年轻女工；两个搂着肩膀的男工人，一个悄悄地拨弄另一个的脸让他在镜头前笑；吕丽萍话剧腔地讲述怎样在工厂迁徙的过程中走失了一个孩子；陈冲绞着双手，默然看着电视里重播的《小花》。这些场景都似曾相识，类似的故事每个洪都人都能说出一箩筐。

　　我终于没有进厂，有了完全不同于父辈的工作和生活模式，但当和别的同龄人相处时，我却深深意识到了我和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的巨大差异。洪都人有着很鲜明的特质：耿直、爽朗、单纯、团结，安于现状，有一些自负，同时也有一些自卑。这些特质往往能让我们在人群里凭直觉找到并不相识的洪都人。在外地时，如果碰到了南昌人，只不过是笑笑，如果碰到了洪都人，才算是真正碰到了同乡。我开始尝试不带偏颇地正视这里：在晚归朋友要送我时主动说我家住得很远，不麻烦了，因为听过太多表示路途遥远的惊讶；在春夜小巷口的泡桐树下，静静地站立，深深体味这里的平和宁静。

　　现在的这里几经改革，恢复了一些元气，在不久后也会像电影中的420厂一样，被搬迁到很远的地方，把地皮留给蓬勃的房地产业。去新加坡多年的老同学回来了，我们去市中心聚会，四处游逛，说着得体的话，但总感觉缺少些什么。夜幕降临时，我们一起回到洪都。新修的街心公园中央耸立着千篇一律的雕像，亮着耀眼的灯光。晚饭后的老人带着安详的笑容，坐在长椅上聊天，或是围着广场转圈步行锻炼。孩子们嬉笑打闹着，不停从身边跑过，发出稚气的笑声。从这里望去，这条街曾经是上学的必经之路，那条巷曾经住着我们的班主任，往前走再拐个弯有过去我们最喜欢的蛋糕店……

　　“总算到家了。”她轻轻地说。

　　我拉住了她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