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的父亲勾着头，在客厅与厨房之间走来走去，屋里的灯太暗，看不清爸脸上的表情，但从他的步伐和背影，看得出他是赌着气。我要他坐下来，一起聊聊。我说爸，你就不能停下来好好谈谈？可他偏不，说要给大家烧洗脚水呢，没空。我的母亲倒是坐在火盆边，可她的眼睛一会儿看着火盆，一会儿望着天花板，就是不肯与我对视，仿佛一名有几分叛逆的孩子，而不是一位年过花甲的乡村老人。

　　这是大年初三的夜晚，在我的赣江边叫下陇洲的乡下老家。再过一晚我就要回南昌了。我与弟弟商量叫全家一起开个会，商量父母年后的去留。

　　我说爸妈你们今年还是去广东吧。

　　我的农民父母已经在广东东莞一个叫石龙的镇上生活了两年。他们给我的弟弟弟媳带孩子。我的弟弟弟媳的两个孩子，一个九岁，正读三年级，一个只有三岁。弟弟在那里做着彩印业务，弟媳在一个服装批发市场打理一家店铺。他们都忙。他们要养孩子，要买房子。他们被生存逼得喘不过气来。他们每天都是清早离开被他们称为家的出租屋里，到晚上才回。我的父母还不算太老，手脚尚还灵便，为儿子媳妇提供一些生活上的便利，照顾年幼孙辈的生活起居，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我曾经非常担心作为农民的他们是否习惯异乡小城的生活。那是一种与他们过去的耕田种地春种秋收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有段时间我经常打电话给他们询问他们的一些情况。在电话里他们总是回答过得很好无须担心，声音里没有一丝破绽。我曾经一度借去广东出差的机会去看他们，他们貌似其乐融融，表情满足愉悦，仿佛他们不是背井离乡的来自江西的农民，而是拿着国家工资正安度晚年的本地退休干部。去年春节他们担心小儿太小来往奔波不利孩子健康，前所未有地选择了在广东过年。我为免他们春节过得孤单无趣还领着妻儿去陪他们，期间他们和全家大小一起逛公园，上馆子，也看不出有何不妥之处，只是我们告别返回江西时，我的母亲落下了几滴眼泪。——这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合适，亲人分别，不舍落泪，本来是最正常不过的事。

　　我以为我的父亲母亲经过两年的异乡城镇生活应该可以在城镇长久待下去了，弟弟弟媳的生活离不开他们，他们也会因弟弟弟媳的需要找到自己生活的位置，与家人在一起，为儿女孙辈劳作，如此晚年应该是理想的吧？父亲年轻时是个篾匠，经常在农闲时分去离家数十里的水东讨生活，有过外乡生活的经验，母亲出门少，可有爸陪伴，再怎么也不会太过不适。我建议他们继续去广东小镇，我想应该是个不错的主意。

　　可是我错了。我的父母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不去广东。我们留在家里。

　　父亲说，在那个无亲无故的鬼地方待了两年，一天到晚看不到一个熟悉的人，一个放得下心的景，话都听不懂做哑巴，我们受够了。

　　母亲说，过去是为了给他们带孩子，现在小孩子都三岁了长大了他们自己带吧。你们四个都是我带大的没麻烦谁。

　　父亲拍着胸膛嘭嘭嘭响，说，我这里闷，闷得厉害，有时候闷得透气不过！

　　母亲说，在家里待着，讨饭都吃得香！

　　我的父亲母亲一唱一和。我的父亲母亲蛮不讲理胡搅蛮缠。这两个吵了一辈子的前辈子冤家，此时终于表现出难得的一致。我才知道，过去两年我看到他们其乐融融的样子都是表象。他们一直在忍耐。他们说过得很好只是不想让我们担心。现在，他们的忍耐已经到了限度。他们说，他们受够了。

　　我还不死心。我给他们分析了他们三个可能的去向：一是继续去广东和弟弟弟媳在一起，二是到南昌和我住一起，三是自己在老家住。家里住我们哪里放心得下？村里唯一的赤脚医生野德叔也因为生意寡淡跑到县城谋生去了，父亲有严重的颈椎病，一发作就是剧烈呕吐，母亲也有眩晕症，身边没有人，村里没有医生，肯定是不行的。要不到南昌去？我来照顾他们。

　　可他们说，南昌和广东有啥区别呢？还不是做哑巴。

　　父亲后来干脆故意装着烧水赖在厨房里不出来，母亲仍在火盆边，但嘴巴里嘟嘟囔囔，仿佛一个铁了心捣乱搅局的孩子。家庭会议不欢而散。

　　我不知道父母在广东生活的两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的内心经受过怎样的挣扎煎熬，让他们至今变得如此决绝。我的弟弟和弟媳都是粗枝大叶的普通打工仔，他们对父母肯定疏于关爱。但更主要的是，我的父母努力过，但他们根本无法与城市融合无隙达成谅解。他们是乡下人。他们要找到自己的归宿，即使亲情也不能挽留他们。但是那样的归宿，在时局动荡的今天，能在哪里？

　　初四早饭后，我搭乘朋友的车离开村子。父亲拖着一挂长长的鞭炮出来放，以此祝福他的孩子一年平平安安。母亲在一旁望着我。鞭炮响起，硝烟散开。我装着望着远方的路。我不敢对视我父母的眼睛。我是绝望的。作为儿子，我无法合理安顿他们的晚年。我无法在乡村陪着他们终老。我无法阻止乡村的破败，父母们的孤苦无依。

　　我不知道最终他们会选择去哪里。这世界是否会给他们留下立锥之地。